今天是：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创了新的道路，其监所制度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七条规定：“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1942年公布施行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十条规定：“逮捕人犯，不准施以侮辱、殴打及刑讯逼供、强迫自首，审判采证据主义、不重口供。”基于以上原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将以教育改造为主、宽严相济的刑罚理念落实到具体政策中，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应社会现实和历史阶段特征的监狱制度。
与传统的刑罚体系截然不同，边区监所尊重犯人人格，重视犯人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教育，通过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模式，以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此外，边区的假释制度、建立犯人自治组织和奖励劳动等制度，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犯人的社会化和再就业，更为日后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注重思想和文化教育
陕甘宁边区监所注重对犯人的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接受改造。监所根据文化程度将犯人分为三组，按照不同方式加以教育：甲组犯人文化程度较高，采取阅读和自学讨论的形式进行；乙组和丙组为初识字和文盲犯人，以听取时事报告、派人上课为主，教育时间为每天两小时，早上集体上课，晚上组织讨论。
思想教育内容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抗日战争期间主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到解放战争时期，则对犯人开展时事政策、守法和阶级斗争教育，使犯人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光明前途。
边区监所还重视对犯人的扫盲和文化补习，开设了识字、算术和常识等课程。犯人分为初级和中级两组，由文化水平较高的犯人兼任教员。授课教材有《识字课本》《守法规则》以及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后期文化教育内容更注重实用性，以农村常用借条、领条、契约中的生字词为主，以犯人出狱后能独立看报、写信为扫盲目标。
加强劳动改造
除了思想文化教育，陕甘宁边区监所还完善了劳动改造制度。未决犯心意未定，因此以集体纺织手工业生产为主。已决犯依具体情况参加各类生产，有特长的按照其擅长工种调入农场、鞋厂、木厂、炭场等部门从事固定性的劳动，无特长的纺线，身体强壮的农忙时到农场参加开荒、锄草、秋收等工作。在劳动过程中，监所对犯人进行纺线、烧炭、锄地、种菜、打窑等技能的培训。
劳动改造有利于犯人在服刑期间掌握一定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出狱后能自食其力，更好地回归社会，减少再犯罪。
为了提高犯人的生产积极性，边区监所还实施了生产奖励制度和劳动分红制度。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押犯人服役奖惩暂行办法》颁布，边区各个监所开始实行生产奖励制度。1943年，以犯人分红制度代替奖励制度，犯人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很多犯人将分得的红利寄回家中。此后，犯人分红的比例逐渐提高。1946年，完成定额指标后的超出部分，80%归公家，20%归犯人。1948年，犯人所占比例提高到30%，1949年，犯人所占比例进一步提高到70%。
劳动奖励和分红，大大激发了犯人的劳动热情，减轻了监所的部分行政费用，也为犯人回归社会后的新生活打下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财富，增强了犯人的自尊心，培养了犯人自食其力的价值观。
建立自治组织
1942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管理规则》第二条规定：“在规定管理范围内，建立守法人的自治组织，其职责如下：1.清洁卫生的管理督促；2.生产学习的任务保证；3.维持自治公约和所内的纪律规定；4.调解互相间的意见和争吵；5.召集生活检讨大会。”第三条规定：“看守人要领导、帮助守法人的自治组织。”抗日战争期间，监所犯人的最高自治组织为“救亡室委员会”，抗日战争之后改名为“俱乐部”。“俱乐部”的主任和委员在犯人中产生，主要职责是协助管理，开展犯人民主自治，组织文化娱乐、卫生检查等活动。
如果说“俱乐部”是犯人的群众性组织，“组队”则是犯人的基层组织。犯人按照住宿编为工作组，设正副组长，两组为一班级，设正副班长，三班为一分队，设正副队长。组长、队长皆由犯人担任，产生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由犯人选出候选人，经监所领导指定；第二种是监所领导提名候选人，交由犯人大会选举；第三种是监所领导直接指定，并向犯人说明原因。
边区监所利用犯人自治组织管理犯人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劳动，让他们有主体意识。通过给予犯人充分的信任，使他们能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接受改造。边区监所没有体罚，犯人犯错首先是在小组内批评和自我反省，对于仍旧不思悔改的则停止其学习、劳动和娱乐，独处静思。
实行假释制度
陕甘宁边区监所实行假释制度，对于刑期未满的犯人，经过改造表现良好者，可以提前释放回原单位工作或回家。
1938年，边区高等法院发布《关于各县羁押犯人的处理办法》规定了假释的条件。1945年，边区第二届司法会议总结了有关假释工作的经验，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假释条例》。边区假释犯人的条件为：表现好，思想进步，确已认识和转变错误，有悔改行为不致再危害社会；必须执行一定刑期，受到监所最必要的和最基本的教育，经考核确实有转变；同时考量犯人家庭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或发生重大意外变故的情况。
假释制度在教育改造犯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鼓励犯人进步、争取良好表现；其次考虑了犯人家庭的实际困难，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同时还体现了我党的宽大政策，扩大政治影响，赢得民心。
历史意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给予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展现了宽厚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道德内涵。
边区政府尊重犯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感化，将他们改造为对社会有益之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依法定罪量刑，在监所管理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体现了“法”的刚性；同时，尊重犯人，采取宽大政策，改善犯人生活条件，相信其内心向善的力量，体现了“情”的柔性。这种制度设计与实践不仅契合了“以德治人”和“教化感化”的观念，体现了“德法共治”的相融相通，更在法与情之间找到了平衡，使司法更有温度。
陕甘宁边区用文明的教育改造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刑罚观。在革命战争年代，边区监所的新制度和新理念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团结了各阶层，降低了犯罪率，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同时，边区监所的成功经验为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