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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558年至638年)，是隋唐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他不仅在书法、文学方面获得了极高的成就，为时人称许、为后人仰慕;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功勋卓著。他历仕陈、隋、唐三代，唐初时加入李世民的幕府，成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后来则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以至于在其逝世多年后，唐太宗依旧专门颁诏褒奖，认为他“德行淳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在忠益”。
《赋得慎罚》是虞世南创作的一首应制诗，表达了他的仁爱理念与慎罚思想，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唐太宗时期注重道德教化、慎用刑罚的治国理念。并且，该诗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新唐书·刑法志》中关于唐太宗“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说法。所谓应制诗，是指古代臣僚奉皇帝之命所创作的诗歌。“赋得”二字便表明，这首以“慎罚”为主题的诗歌是虞世南奉命创作的。这首五言古诗，虽然只有二十二句、一百一十字，但却极其精炼地阐释了虞世南以“仁爱”与“慎罚”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在诗歌开篇处，虞世南赞扬了唐太宗的治国方式及其成就：“帝图光往册，上德表鸿名。道冠二仪始，风高三代英。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德行风尚堪比三代圣人，伟大的功绩可以彪炳史册，高尚的品德足以名垂青史。以辩证的眼光看，其中纵有溢美之词、奉承之意，但也蕴含着虞世南对于唐太宗治国理念的肯定与阐扬，同时还隐含着他对于传统儒家治乱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他通过对唐太宗德行风尚的承认和赞许，突出了唐太宗所践行的“崇德尚义”“仁爱慎罚”的治国理念，认为在该理念的指引下，彼时的社会治理取得了“讼息刑清”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虞世南也通过“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表达了他对于传统儒家治乱理论的思想认同。众所周知，儒家崇尚礼乐之治，认为声乐之道与国家的治乱兴衰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儒家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礼”强调秩序，“乐”则象征和谐，音乐和谐就预示着社会稳定、百姓和睦;反之则预示着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那样：“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虞世南正是借助儒家的这种治乱理论，通过比兴的手法来描绘唐太宗时期的国家治理状况。
进而，虞世南更为具体地阐述了他的以仁爱慎罚为核心的立法、司法理念。
其一，哀矜轻罚，明慎无枉。虞世南继续写道：“罚轻犹在念，勿喜尚留情。”意思是，即便对于罪犯施加了比较轻的刑罚，司法官员仍然要保持一种耿耿于怀的心态;即便是审出了案件的实情，司法官员依然要心怀哀怜。这种“哀矜轻罚”的理念，其实正是来源于儒家理论。《论语·子张》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句话就是在强调，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之时，应怀哀怜之心，要同情体恤那些有不幸遭遇的人，纵然真相大白，也不能沾沾自喜。当然，在哀矜的同时，司法官员也必须坚持依法裁判，做到“明慎全无枉”。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哀矜轻罚，明慎无枉”的本质，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仁爱理念，也就是那种对于“人”应当葆有的仁爱之心。
其二，详审狱讼，公正裁判。在褒扬哀矜轻罚的思想之后，虞世南进一步提出，要极度重视司法案件的公平公正审理。他首先援引《尚书》中“五过之疵”的典故，用以说明他对于司法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他说：“五疵过亦察，二辟理弥精。”所谓“五过之疵”，就是西周《吕刑》中规定的司法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五种情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司法官员在审理狱讼的过程中具有倚仗权势、挟嫌报复、庇护亲属、贪赃受贿、接受请托等五种情形导致案件错判的，就要以错判之罪追究该司法官员的责任。在唐律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诸官司出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者，以所剩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当司法官枉法裁判之后，案件自然就需要再审，而此时，司法者对于再审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再审呢?那就是“二辟(即再审)理弥精”，即以严谨的态度，更加精确细致地查明案件事实，最终作出公正的裁判。
其三，注重教化，明刑知耻。儒家提倡“教之不改而后诛”，主张对于犯罪的庶民要施以教化，反对“不教而杀”的不仁之道。儒家还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可以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能够引导百姓进行自我检点，从而及时归于正道。虞世南在诗中同样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幪巾示廉耻，嘉石务详平。”其中，“幪巾”“嘉石”都是古代的耻辱刑。“幪巾”为墨刑的象征。《慎子》记载：“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尚书大传》言：“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嘉石”则是一种有纹理的石头，立于“外朝门左”，用于惩戒犯有轻微罪行的人。即令罪犯坐于石上示众，反思过错，体现的同样是明耻教化的理念。从儒家的视角看，提倡耻辱刑的目的，就是尽量降低犯罪率，减少肉刑的实施，“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
其四，削繁就简，宽以济猛。除了涉及司法层面的慎罚，虞世南还谈及立法层面的慎罚。他写道：“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即言要删削繁苛之法，常怀恻隐之心;以宽松的仁德补救严厉的刑政，确立疑罪从轻的刑法原则。他的这一主张，深刻影响到了唐太宗的立法理念。据史书记载，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删定律令，还特别将“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作为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种宽仁理念的指导下，《贞观律》最终废除了“兄弟分居，连坐俱死”之法，并创设加役流刑取代“断右趾”之法。《旧唐书·刑法志》对此评价道：“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诚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唐太宗以德为本、减轻刑罚、废除酷刑的做法，未尝不是一种虞世南所主张的仁爱慎罚理念的体现。
在诗歌结尾部分，虞世南运用于定国、张释之、陈宠、郭躬四位汉代著名司法官员关于宽平治狱、删简律令的典故总结全诗。“于张惩不滥，陈郭宪无倾。”一方面，从侧面回应了前文中他所提及的仁爱、宽平、慎罚的立法和司法理念;另一方面，也从“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的角度，暗示了优秀的法治人才对于推行良法善治的重要意义。虞世南最后感慨：“刑措谅斯在，欢然仰颂声。”就是说，如果能够将仁爱慎罚的理念持续贯彻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刑措而不用”，百姓们也一定会欢欣鼓舞、歌颂赞扬。
最后，通过诗史互证的分析，我们不仅对于虞世南的法治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对于唐太宗时期的立法、司法理念也产生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唐太宗推崇虞世南所提倡的仁爱之治，践行慎恤刑罚的理念，保证了社会的稳定、百姓的和睦，开创了“贞观之治”。总而言之，纵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其仍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特别是“仁爱”与“慎罚”的理念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其一，法治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民权益，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法律制定和执行的始终;其二，良法善治需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来推动和实现，因此，我们就必须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
〔本文系2024年度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陈子昂恤刑思想研究”(2024XZXS-19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