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秋审作为清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不仅意在慎刑，更注重通过这一“司法大典”，将“明刑弼教”之原则贯彻于秋审之中，通过案件榜示、法律宣谕、自由刑期来教化民众知法守法，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辟以止辟
案件榜示的司法智慧
在“明刑弼教”司法原则影响下，“辟以止辟”思想被贯彻于秋审榜示之中，发挥着制止犯罪的司法功效。
秋审虽以慎刑为宗旨，但其最终目的是制止犯罪，乾隆曾强调：“国家设立刑章，辟以止辟（国家设立刑罚制度，是为了通过刑罚来制止刑罚的适用）。”“辟以止辟”出自《尚书·君陈》：“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若有人不服从你的政令，不听从你的教化，如用刑罚可以制止犯罪，则适用刑罚）。”意即单纯通过道德手段无法教化民众时，若惩罚一人可以制止他人犯罪，则可以予以惩罚。邱濬《大学衍义补》中也阐释“辟以止辟”之意：“非故用此以张其威、罔其民也，盖立为刑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则无犯刑辟者矣（并非用刑罚来张其威力，蒙蔽其民，而是通过刑罚使民众知法守法，那么就不再有犯法之人）。”从而达到“惩一人以惧千万人（惩罚一人使千万人受到威慑）”之效果，乃“圣人之心仁也”。“辟以止辟”思想在秋审裁判中的司法教化作用明显。
清代秋审勾决犯人死刑时须同时对所犯之罪进行榜示，将案犯勾或不勾的缘由清晰地呈于民众面前。按照《陕西秋审榜示》所载，榜示勾决人犯只简叙案由，如“一起斩犯弋新逞忿故杀，法无可宽，是以勾决”（一起斩监候犯人弋新为发泄愤怒故意杀人，依法无可宽免之处，于是予以勾决）。反之，不勾案件却详叙案件情节，免勾理由也更为详尽，如“斩犯任际青揪摔情急，抵踢一伤，并非有心干犯，情稍可原，是以未勾（斩监候犯人任际青被人揪打摔伤，事出情急，死者仅伤一处，并非有意犯罪，情节可原谅，所以未予勾决）”。案件榜示令民众知悉何种情节不致死罪，降低了恶性案件的发生概率。
秋审尤其注重对恶性案件的榜示，乾隆五十二年，乾隆在审阅李吴氏致毙幼孩案时，有感于该类案件多发，命令将上年所办理杨张氏致毙幼孩一案在全国各地榜示，并要求地方官务必告知民众：“戕死幼孩法在不赦，庶凶暴有所创惩，童稚免于戕害，此即明刑弼教之意（杀死儿童法律不能赦免，凶暴之徒会因此被惩罚，儿童也能免于被伤害）。”通过榜示教育，既减少了儿童被杀的概率，还传达了恤幼的价值观，确保了儿童的安全成长。
乾隆三十八年，御史柯瑾上折请示未勾案件的案由能否停止晓示，避免心怀不轨之人故意规避。乾隆则认为，罪犯犯罪时如故意迎合未勾缘由，也不过多宽减几人，但更多的人知道了什么行为是犯罪。秋审榜示的初衷可见一斑，即是通过“明刑弼教”来降低犯罪率，达到普法效果。
先教后诛
法律宣谕的司法秩序
清代注重因时制定秋审条例，制定之后，常将条例在民间广而告之，经过一定宣谕期限后，秋审方可对“教而不从”之犯予以勾决，形成了先教后诛的司法秩序。
乾隆七年，对于各地刨坟行为，乾隆将此罪入“情实”，并将律文于全国晓示，使民众知晓刨坟之罪极其严重，“一犯此律，即不免于死”。希望起到“则奸徒畏法，故习不敢复萌，而薄俗可因而止息（奸邪之徒畏惧法律，恶习不萌发，恶俗也可以因此制止）”的社会效果，通过法律宣传，确保基层秩序的稳定。
为使“先教后诛”的司法秩序得到贯彻，清代司法官员亦会密切关注秋审条例宣谕之效，适时调整条例生效时间。乾隆四十二年，乾隆有感于各地以金刃杀人之案屡禁不止，于是制定“金刃杀人”条例，规定日后若有金刃杀人者，即入秋审“情实”。因之前并无此条例，民众不知此法，乾隆要求将条例在全国公布，务必使“虽穷乡僻壤咸使闻之”。
一年以后的秋审，金刃杀人的案件仍有很多，乾隆推测与条例宣传力度不足有关，于是再次下诏：“恐僻壤穷乡，遽难家喻户晓，着再予以五年之限，令各该督抚，将朕此旨明白晓谕、实力劝导（恐穷乡僻壤之地难以家喻户晓，再予以五年宣传期限，令各地督抚将朕此旨向民众详尽宣传，尽力劝导民众）。”并强调“若五年后仍然怙终不悛，复有用金刃伤毙徒手之人者，则杀人者死，律合抵偿（若五年后仍然有用金刃杀人的，则应依法判处死刑）”，将司法教化与依法裁判有机结合，通过立法、司法的互相配合来教化民众，以确保司法秩序的畅通。
圜土教民
自由刑期的司法功效
秋审名为死刑复核，但亦有完善的免死减等程序。《大清律例》中多数死刑罪名为虚拟死罪，大多数罪犯可在秋审时免死，转为永远监禁或军流发遣之刑。司法官员从秋审漫长的羁押期限中发现了自由刑期的教化功效，仿效《周礼》“以圜土聚教罢民”（在监狱集中教化不良之民），圜土乃周代监狱，通过将罪犯集中于监狱接受教化，促使其悔改，是周代司法教化的重要实践。清代利用秋审裁决的期限，通过监禁来感化犯人，令其弃恶从善。
自由刑期之功效在“留养”裁决中最为显著。清代秋审曾设例要求弟杀胞兄之犯家无次丁者，须立决改为监候后，经秋审声请留养承嗣，较之死罪审理中直接声请留养，程序更为繁杂。乾隆曾言明：“留养承祀，此法外之仁也，但以立决重犯递行宽免发落，罪止枷责，又未免过轻（留养承嗣是法外施仁的举措，但留养承嗣将本应死刑立决的罪犯予以宽免，刑罚仅止于枷号杖责，又未免过轻）。”于是尝试在秋审中延长此类案犯监禁期限：“使此等凶犯监禁二三年之后，冀其改过自新，然后免死减等发落。”即将此类留养案犯接受两三年监禁，希望其能改过自新，然后将其免死减等。这既可以尽力确保案犯罪责刑相适应，还可以发挥自由刑期的教化之效，督促其改过自新。因留养刑罚轻缓，多有凶徒凭恃留养之例，屡次犯罪，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威胁。乾隆三十八年，在审拟李治国扎伤石通致死一案中，乾隆表示：“恐愚民无知，恃有留养之例，凡系独子，动辄轻身斗狠，易罹法网，是随案办理留养，非惟无益而且害之，与其急于纵释，而民轻犯法，何如稍加慎重之转得矜全乎（害怕个别人无知，凭借有留养之例，只要是家中独子，就不在意自身安全而好勇斗狠，容易犯罪，可见留养不仅对其毫无益处，甚至害了他们，与其急于释放，不如稍微慎重增加裁判程序，从而可以矜恤保全独子）。”从案犯的切身利益出发，延长监禁期限，以避免家中独子多次犯罪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伤害，促其悔改，降低再犯率。
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清代秋审通过一系列司法活动教化民众，减少恶性犯罪，以收到“明刑弼教”的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FX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