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定分止争中，“定分”是以法律手段明是非善恶、定权利归属，是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是“止争”的前提。其实，定分止争不是一个新名词，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法律的明确界定来消除纷争，维护社会秩序，有着深刻的传统法律文化渊源。
定分止争的来源
“定分止争”，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理念，源于古代社会对于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诸侯争霸，战乱频繁，人们渴望通过明确的法律来界定权利义务，以减少冲突和纷争。这一理念在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之一。
文献中对“定分止争”的阐述
“定分止争”一词较早见于《管子》一书。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在其著作中就提出法、律、令的不同功能，其中律的作用就是确定权利义务并化解纠纷。“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明确指出了法律在解决纷争中的核心地位。
随后，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创始人之一慎到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定分止争的意义：“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战国时期，法家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在慎到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名分（即权利与义务）的确定对社会治理的深远影响，进一步阐释了定分止争的实质：即当权利归属明确时，纷争便会自然消解。只有名分确定，人们才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自觉遵守法律，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商鞅通过对比名分未定与名分已定时人们的行为选择，深刻阐述了定分止争的社会价值。“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在名分未定的状态下，即便是尧、舜、禹、汤这样的贤明君主，也会像众人追逐一只兔子一样，陷入纷争之中；而一旦名分确定，即便是贪婪的盗贼也不敢随便地拿走市场上的兔子。这种鲜明的对比，凸显了定分止争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论述不仅强调了名分确定对于消除纷争的重要性，还揭示了定分止争理念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治理方面的深远意义。
“定分止争”与“无讼”
“定分止争”和“无讼”作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追求和谐与稳定的法律文化基石。其中，“定分止争”侧重于通过法律的明确界定来预防和解决纷争，而“无讼”则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和谐与无诉讼纠纷的理想状态。
“无讼”是实现“定分止争”的最高境界
“无讼”出自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官员审理案件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标准，也是衡量古代官员治理能力的标准。
“无讼”既不是厌讼，也不是“和稀泥”，而是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达到定分止争、服判息讼的目的，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无讼”理念浓缩了诸子百家治国理政的终极追求。从理论上看，在先秦诸子百家治国理政学说中，谈及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无不是以“无讼”做为终极目标的。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则明确指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如果国君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处罚，减少税收负担，让身体强壮的人有时间来提高自身修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社会安定和谐，百姓团结一心，即使是木棒，也能抵御秦楚两国的坚甲利兵。
法家主张“以刑去刑”。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强调：“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以刑去刑，国治。”
墨家相信“兼爱则治”。墨家思想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这是因为“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墨子提出的解决之法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怎样才能实现人们和谐相爱、交互得利的目标呢？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爱别的国家就像爱自己的国家，爱别的家族就像爱自己的家族，爱别人的身体就像爱自己的身体。这样做，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产生战争；家族之间相爱，就不会发生掠夺；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伤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君施惠臣效忠；父子之间相爱，就会父慈子孝；兄弟之间相爱，就会融洽和谐。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大的就不会控制弱小的，人多的就不会抢劫人少的，富足的就不会欺侮贫困的。
道家倡导“无为而治”。道家学说中对治国理政最有影响的观点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通过“无为”，以达到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富足。
尽管诸子百家在实现“无讼”的方式上各有侧重，但他们的终极理想是一致的，即通过构建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定分止争”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通过法律的明确界定来预防和解决纷争，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定分止争”有利于形成“无讼”的社会氛围
“定分止争”通过明确界定权利义务，不仅能够有效预防和解决个体之间的纷争，有助于减少误解和偏见，大大降低社会冲突和诉讼的发生率，而且容易形成“民无争心”的社会环境，杜绝争讼、缠讼、滥讼，因此，古人认为“定分止争”的作用很大：
一是邻里乡亲不伤和气，同时也避免个别人操纵司法，即“免致党和差欲”。“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同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因此，司法官在进行具体案件的审理时，要尽量解纷止讼。
二是防止讼棍从中渔利，中饱私囊，即“杜绝狡黠渔利”。“起讼有原书，讼牒者是也。盖蚩蚩之氓暗于刑宪。书讼者诚能开之以枉直，而晓之以利害，鲜有不愧服，两释而退者。惟其心利于所获，含糊其是非，阳解而阴嗾，左纵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厌不已。所以厥今吏案，情伪混淆，莫之能信者，盖职乎此也。”提起诉讼必须有原始的文书，即诉状。百姓一般不了解法律规定，代写诉状的人如果能给他们讲清是非对错，并且让他们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都会信服，双方和解而息讼。只是有些代写诉状的人贪图钱财，故意不分清是非对错，表面上劝解而暗地里教唆，愚弄百姓，满足贪欲后才罢休。因此一些案件真假难辨，所以要少诉，无诉，通过调解来定分止争，以防止讼棍渔利。
定分止争要求司法人员必须
客观公正审理案件
客观公正办案，是实现“定分止争”的前提，也是达到“无讼”目标的基础。古代先贤对客观公正办案有着深入探讨。
清代名吏汪辉祖针对如何客观公正办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办事以见解为主。呈状一到，要识得何处是真，何处是伪，何处是起衅情由，何处是本人破绽，又要看出此事将来作何结局，方定主意，庶有把鼻。事件初到，不可先有成心。及至办理，又不可漫无主意。盖有成心，则不能鉴空衡平，理必致偏枯。无主意，则依回反覆，事多两歧，词讼蜂起。”勤正清廉的汪辉祖要求办案人员必须公平公正，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否则易导致“词讼蜂起”。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阳明心学创立者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对客观公正办案也有深入阐述：“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王阳明认为办案不能有“怒心”“喜心”，不能“屈意”“随意”，应“格物”“致知”。
宋代官员吴雨岩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提出“母子兄弟之讼当平心处断”，具言之就是审理案件，必须公正，不可有私心偏袒。私心偏袒未必有贪赃受贿行为，而是有怨恨情绪，对当事人没有同情怜悯之心，即所谓“听讼之法，公则平，私则偏。所谓私者，非必惟货惟来也，止缘忿嫉多而哀矜少，则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观”。正因如此，吴雨岩从伦理亲情等方面对韩氏兄弟与其母许氏进行了劝解，对他们的日常相处言行作出了公平公正的评述：“韩应之、韩闳，均许氏之子也。韩应之妻子之情深，则子母之爱衰。若韩闳则所谓阿奴常在目前者也。母爱小子，恨不裒长益少，韩应之乃不能胜，乃挟阿奴自刎之事以操持之，欲胜弟，是欲胜母也。应之自有罪，然挟母诉兄，谁实先之。”韩应之和韩闳都是许氏所生的儿子。韩应之对妻子感情深厚，相对而言，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就有所减少。而韩闳因常在母亲身边，就备受母亲疼爱。于是韩应之制造事端，希望母亲能够关爱自己。吴雨岩对此案提出反问：韩应之这样做自然有他的过错，但又是谁造成这种局面呢？他从源头上对案件起因进行了分析，以避免此事再次发生。
定分止争强调司法人员
要哀敬折狱
哀敬折狱是实现“定分止争”的主观要件。“哀敬折狱”一语出自《尚书·吕刑》，要求司法人员要怀着怜悯和敬畏之心判决案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坚持公正的原则。即只有“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才能做到胜败皆服，“狱成而孚，输而孚”。
“哀敬折狱”是历朝历代司法官主要的职业道德之一。儒家经典《论语》中记载：阳肤被任命为古代掌令刑狱的官员，他向曾子请教，曾子回答：“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如果审案时审出了真实情况，就应该有悲哀怜悯之心，同情当事人而不要沾沾自喜！
元代名臣张养浩在其《牧民忠告》中将“哀敬折狱”称为“存恕”。他对此的解释是：“民之有讼，如己有讼；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缧绁，如己在缧绁；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清代汪辉祖则将其总结为：“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即根据实际情况来适用法律，这样才能够顺应自然规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法两尽”。
古人相信“哀敬折狱”必然会受到上天的眷顾。《折狱龟鉴》记载：靳宗说任馆使一职，曾代理县令事务，当时有个囚犯犯杀人罪，按法律应当被处死。靳宗说对此事有所怀疑。一天，囚犯说：“我母亲九十岁了，还生着病。希望能和母亲见最后一面再死。”靳宗说动了恻隐之心，派人陪他一起回家。不久，抓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宋人郑克评价说：“这是通过犯人的言辞和情况来进行考察的例子。靳宗说让他去和母亲告别，并不是知道他蒙冤才这样做，只是因为囚犯有挂念母亲的孝心而怜悯他罢了。而囚犯的冤情最终得以查明，虽出于偶然，但这也是他真诚怜悯囚犯的结果。”
南宋官员胡石壁处理李五三兄弟债务纠纷案时，见李五三兄弟饥寒交迫，无力偿还债务，便决定停止对债务的追讨，还向李五三兄弟发放一斗济贫米，作出了“欠负人实无从出合免监理”（欠债的人确实没有办法拿出钱来偿还，应该免除对其的追讨）的处理，得到了百姓的称赞。
定分止争强化法律和道德
相结合的教化作用
调解解决纠纷是实现“定分止争”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我国古代一直都有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传统。西周时期，设“调人”一职，“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明初，官府挑选民间德高望重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谓之越诉云云。”同时，州县各里皆设申明亭，里民有不孝不悌，犯盗犯奸，一应为恶之人，姓名事迹，俱书于板榜，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能改过自新则去之。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诏曰：“军民之家，有为盗贼，曾经问断不改者，有司即大书‘盗贼之家’四字于其门。能改过者，许里老亲邻相保管，方与除之。”明律明确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后人对申明亭的评价是“非近于苛刻，……犹得先教化而后刑法之意。”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讼”要求官员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要依法判决，更要注重调解，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宋代司法官蔡久轩在处理一起兄弟纠纷时，就先行调解，以情理说服当事人，最后再作出处理结果：“果能消争融隙，变阋为怡，此正当职之本心。特从所请，仰速具无争状并申，如更展转嗾使，定照已判施行。”他说，如果真的能够消除争端、化解嫌隙，把争吵变为和睦，这正是我作为官员应有的本心。现批准你们的请求，希望你们迅速出具不再争执的文书并上报。如果再有人辗转教唆挑事，一定按照已作出的判决执行。
法律治理和道德教化相结合，是实现定分止争的有效路径。定分止争虽然主张通过法律手段来明是非善恶，定权利归属，但并不意味着排斥道德教化发挥应有的作用。道德教化作用的强化，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定分止争的目标。“无讼”观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人心的贪婪与争斗。明代大儒丘濬在《大学衍义补·慎刑宪》提出：“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法律不仅是处理纠纷，还有宣传教育的作用，让老百姓从鲜活的案例中，明辨是非，引以为戒，取得切实的成效。结合具体案情，宣传做人做事的道理，将国之常法、世之常理、人之常情融入判决中，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类似的判词比比皆是。现列举几例：
韩竹坡“同宗争立”案：古人宗族之恩，百世不绝，盖以服属虽远，本同祖宗，而况一家叔伯兄弟之亲，血脉相通，何有内外间隔。
吴恕斋“宗族欺孤占产”案：宗族亲戚间不幸夭丧，妻弱子幼，又或未有继嗣者，此最可念也。悼死而为之主丧，继绝而为之择后，当以真实恻怛为心，尽公竭力而行之，此宗族亲戚之责之义也。
胡石壁“乡邻之争劝以和睦”案：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才自和睦，则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才自不和睦，则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识此道理者甚少，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利害。才有些小言语，才去要打官司，不以乡曲为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定分不易，止争尤难。我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考虑涉及案件的各种相关因素，既要依法定分、更要做到止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