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人命关天”“人命攸关”“人命至重”“人命所系”等表述可谓俯拾即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习惯用“人命关天”来强调对人命案件的重视。可见，以人为本，将“人命”视为“关天”至重之事，一直是中国传统司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经过岁月的沉淀，这种价值理念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在当下仍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人命”何以至重？中国古人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人是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援引《礼记·礼运》对这句话作了进一步解释：“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可见，中国古人之所以将人视为“天地之性最贵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体现了天地造化的神妙，是天地美德、阴阳交融、玄妙之机的会合，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灵气等几种机理凝集而成，人可谓“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人命”何以“关天”？根源在中国传统独特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中国自西周以来便有悠久的“敬天”“畏天”“法天”传统，故凡与“天”相关者便是至重之事。人之所以是天地之性最贵者，是因为人体现了天地造化的神妙，可见人与“天”相关；人与“天”相关，故而“人命”亦与“天”相关。可见，虽然“人命关天”的说法古今一致，但其内涵却存在重要区别：现代“人命关天”主要强调对个体生命权的重视，生命权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死后不能复生，故而“人命至重”，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与“人命”相关之事；而古代的“人命关天”固然包含着对个体生命权的重视。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中国古人认为，人是天地宇宙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天、地、人“三才”，“人”居其一，人是对“天”的模仿，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天人之间可相互交感、相互影响。因此，无故杀害他人，不仅是对个体生命权最严重的侵犯，而且也是对宇宙和谐秩序的破坏。如果有人像戏剧《窦娥冤》中的窦娥那样无辜蒙冤惨死，天道运行秩序便可能会发生紊乱，上天便会以“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等异常气候现象来警示世人；如果统治者对这种警告征兆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那么确保王朝统治正当性、合法性的“天命”基础便有转移或丧失之虞。因此，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统治者之所以强调“人命关天”，重视“命案”“洗冤”，是因为“洗冤”不仅关乎个体正义的实现，而且还关乎宇宙秩序的恢复，关乎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稳固。
由于“人命关天”，故凡涉及“人命”之事，必须慎之又慎，以免招致上天的警示。《尚书·大禹谟》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说，审判时如事实不清，则处罚宜从轻；论功行赏时即便有可疑处，也不妨从重赏赐。与其错杀无辜，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尚书·尧典》还谆谆告诫：“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意即刑罚关乎人命，一旦滥用失当便可能导致无辜者含冤而死，因此，司法官员在裁判案件时，当存“仁爱”之心，要恤刑慎杀，以免错杀枉杀无辜，这就是中国古代“恤刑”“慎杀”思想的渊源。西周时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观念，落实到司法领域便是强调“明德慎罚”，即治国当德刑并用，德主刑辅，慎用刑罚，不可滥杀。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法律便确立了许多贯彻“恤刑”“慎杀”理念的司法制度，这些制度使“人命关天”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落实，提升了中国传统司法的理性与文明水平。
处决死刑犯必须交由君主最终裁决的死刑复奏制度
为防止官员滥杀擅杀，中国古代自北魏起，便将死刑核准权收归中央，由皇帝最终裁决。据《魏书·刑罚志》记载：“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即死刑犯终审结束后，还需要由君主最终审问，案犯无异辞才能执行。死刑复奏制度至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为“三复奏”“五复奏”制度。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因怒杀大理寺丞张蕴古而悔悟，遂下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后来又进一步规定，对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须经过“五复奏”。为确保官员切实执行死刑复奏制度，《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如果不等皇帝的最终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要判流刑两千里；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如敢提前行刑，则判处徒刑一年。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袭了死刑复奏制度，尽管操作程序有一些变化，形式上不再拘泥于“三复奏”“五复奏”，但对处决人命的慎重态度则始终如一。明代形成了在霜降后会审重囚的朝审制度，《明史·刑法志》载：“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清承明制，建立了以京内即“刑部现监重囚”为对象的朝审和以京外即“直隶各省重囚”为对象的秋审，制度规范更臻完备，两者号称一代“秋谳大典”，清代死刑分“立决”与“监候”两种，朝审负责对刑部判决案件以及京畿地区“监候”案件的复审；秋审负责地方“监候”案件的复核，朝审、秋审结果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和“留养承祀”四种情形，其中只有最终裁定为“情实”者才奏请实际执行死刑。凡处决犯人，均需奏请皇帝亲自“勾决”后方能行刑，充分体现了对“人命”的慎重。清代道光年间的政论家管同在赞美本朝慎刑善政时说：“国家慎重人命，旷古未闻。盖古者富侠酷吏操生杀之权，今虽宰相不能妄杀一人。古者人命系乎刑官而已，今自州县府司督抚以内达刑部，而奏请勾决焉，一人而文书至于尺许。民之感激也深，天之垂佑也至，社稷延长，端赖于此。”
由君主或地方官定期巡视监狱，审录囚徒、纠正冤案、平反昭雪的“录囚”制度
录囚制度始于汉代，史载，西汉时期，隽不疑为京兆尹（官名，京畿地区最高长官），“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意思是说，隽不疑当京兆尹时，每次到县监狱录囚回来后，他的母亲就会问他，你这次平反了多少冤狱，使多少死刑犯获得了活命机会？可见，录囚制度对于平反冤狱、防止错杀无辜发挥着重要作用。录囚制度至隋唐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皇帝亲自录囚成为惯例。唐太宗李世民曾告诫太子说：“滥杀无辜则政道缺，久滞有罪则怨气生。圜土之中仰视青天，有同悬镜。而锁械肤体郁结其中，夫循诸己者可以知物，传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可不慎！”“圜土”即监狱，唐太宗认为，监狱为施政之镜鉴，如果让无辜者含冤入狱甚至被滥杀，或者让有罪者长期羁押于监狱，都是政道有缺的表现，会让狱中案犯滋生怨恨冤屈之气上达天霄，从而破坏宇宙秩序的和谐，引发上天的愤怒。因此，王朝统治者必须重视“刑狱”，清理狱讼，致力实现“囹圄空虚”的理想目标。
在特定时间处决死刑犯的“秋冬行刑”制度
由于“人命关天”，所以，即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案犯罪大恶极罪无可赦，依律当诛，何时对其执行死刑也要与天道运行秩序相协调。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即国家的“庆”“赏”“刑”“罚”四种政令应与天道运行秩序保持一致：“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春夏为万物滋养生长的季节，故适合举行庆典赏赐以契合“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自然规律；秋冬为万物凋零肃杀的季节，故适合执行刑罚以契合“肃杀”的天地之威，如果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执行刑罚，即便罚当其罪，也有违天道运行规律，可能会招致难测的灾祸。因此，中国自汉代开始，即形成了“春夏缓刑，秋冬治狱”的惯例。汉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唐《狱官令》规定，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为防止司法官员春夏处决死刑犯，《唐律疏议·断狱》明确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明清两代的“热审”“秋审”“朝审”制度也体现了这种传统：“热审”行于小满后的热季，对应《礼记·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之意；“朝审”“秋审”举行立秋之后，以应《月令》孟秋“用始行戮”“严断刑”之意。正如瞿同祖先生指出：“刑的本身便是剥夺宇宙间生命的杀戮行为，与四时生杀的自然秩序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所以刑杀必于秋冬，断不能于万物的季节施行杀戮，而敢与自然秩序相背。”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基础的“人命关天”理念具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古代贯彻“人命关天”理念的死刑复奏、录囚与秋冬行刑等制度也受制于君主专制体制，实际效果常因统治者个人意志和客观条件而大打折扣，甚至有时形同虚设；但传统“人命关天”理念蕴含的慎刑恤命、敬畏与尊重自然天道规律的核心精神，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当下司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司法承载人命之重，是守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是一项极具神圣性的伟大事业，每位司法从业者都应秉持“人命关天”理念，心存敬畏，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权力，敬畏人民，努力让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良心和历史的考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裁判文书说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XFX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