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尤三姐自刎图 资料图片
自杀原因
据统计，《红楼梦》全书共有15人自杀：与贾珍奸情败露而自缢的秦可卿及知晓奸情触柱而亡者瑞珠、投河殉情的张金哥、被逐出荣国府后投井的金钏儿、与贾琏奸情败露后自缢的鲍二媳妇、因吞金服砂烧胀而殁的贾敬、殉情自刎的尤三姐、因流产且被侮辱而吞金的尤二姐、自刎殉情的司棋和潘又安、绝食殉情的林黛玉、惧怕贾赦威逼而自缢的鸳鸯……这其中，女性居多，有11个。这些自杀案绝大多数是因“情”而起。这与第1回中，空空道人对刻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石头记》的评价——“大旨谈情”是一致的，也与《红楼梦》别名《情僧录》《风月宝鉴》高度契合。这些自杀的人，除了贾敬与夏金桂之外，均是自己求死，属于真正的自杀。
自杀受到社会、宗教、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最早的自杀记载来自《史记·补三皇本纪》：水神共工大战火神祝融，失败的共工自杀，“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有意思的是，共工头触不周山，导致出现《红楼梦》第1回说的“地陷东南”。共工头触不周山导致天柱倒塌，天河之水注入人间，百姓倒悬，生灵涂炭，大母神女娲不忍，于是着手补天，故“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这个“日夜悲号惭愧”的剩余石，就是《石头记》的“作者”——通灵宝玉。
“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的责任主义是现代刑法的核心理念，与罪刑法定、法益保护等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如果从该原则出发，那些引起被害人自杀结果的事由，一般不能归责于不法行为人，如引起秦可卿自缢的贾珍、引起张金哥和未婚夫双双殉情的王熙凤等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自杀关联行为，如教唆、帮助、相约自杀等，为自杀者提供物质帮助或精神鼓励。当今，也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还保留着对引起自杀的人的处罚，如《朝鲜刑法典》《蒙古国刑法典》《俄罗斯刑法典》，甚至后两部法典还有独立的“致人自杀罪”。更何况，《红楼梦》中，很多引起自杀的人，不能评价为不法行为人，如引发鲍二媳妇自缢的王熙凤、引发林黛玉死亡的贾府诸当家人等，其行为难以认定为不法。
清代自杀涉及的制度很多，但最普遍的依据是《大清律例》的“威逼人致死”条。该条规定之下，还有25条条例，涉及25种情形，其中涉及奸情的有“犯奸”“杀死奸夫”等17种。甚至，该条还规定了自杀案件中政府官员和地方保甲等管理者的刑事责任。集清代刑案大成的《刑案汇览》中，“威逼人致死”罪在数量上位居第二。可见，清代自杀案件特别是女性自杀案件具有普遍性。其原因可以结合《红楼梦》进行分析。
罪与非罪
《大清律例》“威逼人致死”条规定：“凡因事（户婚、田土、钱债之类。）威逼人致（自尽）死者，（审犯人必有可畏之威。）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以上二项）并追埋葬银一十两。（给付死者之家。）若（卑幼）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监候）；大功以下，递减一等。若因（行）奸（为）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监候）。（奸不论已成与未成，盗不论得财与不得财。）”该律后注说：“因事威逼，必有逼迫不堪之情，方坐此律。若愚民口语相争，及公使人等因公勾摄，初无威逼之状，而其人轻生自尽，只当作不应为重律。”也就是说，并非所有自杀均会导致有人以“威逼人致死”罪来担责。威逼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来自违法者钱财或权势的“威势”造成死者惧怕、难堪、窘辱、忿恨而冤抑无处申诉，别无它方，只能自尽。所以，该罪名的成立，从两方考量，一方是“威逼者”具有可畏之威，倚势凌人；二是自杀者难以承受，“既畏其威，复遭其逼”，惧怕而不敢反抗。否则，不能以该罪名定罪量刑。
根据书中情节判断，《红楼梦》诸自杀事件中，大部分都不会有人承担“威逼人致死”的责任：秦可卿之死情况复杂，贾珍可能触犯“亲属相奸”罪，但现有证据还难谓其需要承担威逼人致死罪；瑞珠死得蹊跷，现有证据也难以对其死亡定性和追责；张金哥与原长安守备之子之死，王熙凤、长安节度使云光、长安府府太爷等人虽不触犯“威逼人致死”律，但可能触犯“娶部民妇女为妻妾”“受财枉法”等多个罪名；金钏儿犯错被逐，王夫人并未威逼，且是家主，不会承担任何责任；鲍二媳妇的含羞自缢，贾琏的行为符合“威逼人致死”条中所附条例“凡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者，奸夫杖一百、徒三年”，要承担刑事责任；尤二姐吞金自杀，生前被秋桐秽语辱骂、讥诮，秋桐自己乃至王熙凤都触犯了“威逼人致死”律；尤三姐因情郎悔婚而自刎，无人威逼，自不成立犯罪；因司棋的母亲拒绝其自由恋爱，既不违法，也不越礼，且尊亲对卑亲一般不成立威逼人致死罪，故司棋、潘又安自杀，不需有人承担刑事责任；林黛玉绝食断药以致死亡，无人对其进行威逼，亦无法认定为威逼人致死或其他犯罪行为；按照北静王在第107回的说法，石呆子自尽“系疯傻所致，与逼勒致死者有间”，那么贾赦、贾雨村就不触犯“威逼人致死”罪，但可能触犯了“因公科敛”等罪；鸳鸯之死，由于贾赦与鸳鸯地位悬殊，且贾赦欲纳鸳鸯为妾与鸳鸯自缢相隔时间甚远，难以建立有效联系，故也无法追究贾赦法律责任；贾敬误食丹药、夏金桂误饮砒霜，都是非本意自杀，不存在威逼人和威逼行为。
法律与自杀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在其《自杀论》中，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他认为，自杀与杀人表面对立，其实都是暴力行为：当社会缺少束缚时，便暴力伤害他人；而当社会对人过于束缚时，暴力则体现为自杀。在自杀原因上，杜尔凯姆虽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在减少自杀方面，他也提出了诸如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如增强人的社会化）、惩罚自杀者（如拒绝给予自杀者正式落葬的荣誉）、改进教育等。
表面上看，自杀完全属于个人意志范畴，但实际上具有集体倾向，也是社会的产物，被社会现实所决定。《红楼梦》中的自杀案，有一些共性特点：
其一，女性的自杀占据了绝大多数（11人）。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法律对妇女的束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女性都处于一种附属的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
其二，自杀者多为社会底层人（鸳鸯、瑞珠、金钏儿等）或者处于相对的底层（秦可卿、张金哥等），是被支配的弱者。这反映了封建专制社会人与人的不平等，强者对于弱者构成了有力的压迫，而死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
其三，引发自杀的导火索多是婚恋或奸情（尤二姐、尤三姐、张金哥与原长安守备公子、秦可卿、鲍二媳妇等）。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婚姻的不自由、不自主，男女婚姻关系的不平等。
而法律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自杀悲剧的产生施加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
首先，封建法律对极端行为的鼓励。清代，雍正皇帝反对妇女轻生，而到了《红楼梦》成书时的乾隆时期，出现了大规模旌表妇女的现象。同时，当局还从立法上完善了旌表制度，寄希望于通过大规模旌表妇女，促使社会形成注重妇女贞节道德的风气。在这种氛围和法律制度环境下，如果妇女因遭到侮辱甚至仅仅是“亵语戏谑”而因“羞”生“忿”，“忿”至无法释怀而自尽，行为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后，妇女会受到旌表。久而久之，对于妇女来说，贞节名声比生命更为重要。
其次，封建法律对违背贞洁道德行为的惩罚。清代法律对犯奸案、民风案很重视。妇女犯奸，即使“羞愧自尽”，也应该上报而不能私埋。清律规定了几十种犯奸，如对常人相奸、出家人犯奸等，都规定了相对严厉的处罚措施。同时，在身份关系上，《大清律例》“出妻”条规定，对于犯奸的妇女，丈夫有权休弃，即使妻子有“三不去”（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有所娶无所归）法定免休情形，按照规定，“犯奸者不在此限”，仍可以休妻。所以，法律对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惩罚严厉，使失节妇女面临过大压力而选择自杀。
再次，封建法律与礼教对女性的歧视。从三从四德方面来看，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在婚姻、继承、物权等各个方面，妇女无不受到歧视。在封建法律实践中，经常有夫强迫或默许其妻与别的男人“来往”，以获取生活来源。
在“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红楼梦》里，自杀者在身不由己的空间里找不到出路。通过对自杀事件的法律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窥见封建法律制度、礼教宗法对人尤其是对女性的残害。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