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民众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观念加强,诉讼权利意识也随之觉醒。民间好讼成风,各类争讼案件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棘手的案件莫过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争讼案件。与普通案件不同,家事案件的裁判肩负着“定分止争”与“敦睦人伦”的双重使命,对官员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宋代判牍案例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一桩兄弟争业案,它看似普通,却集齐了异姓兄弟分家析产、子孙别籍异财、继子赡养义务等多种复杂元素,称得上是考察中国古代家事审判智慧的典型样本。
该案案情如下:丘如原名李如,是阿黄与前夫李某所生之子。李某亡故后,阿黄携丘如改嫁丘闰,随后与丘闰生育了丘寅、丘宁二子,将兄弟三人共同抚养长大。然而,阿黄的离世成为了这场家庭纷争的“导火索”。阿黄身故后,因安葬阿黄以及赡养丘闰所需费用颇高,丘寅和丘宁兄弟二人遂提出了分家析产的要求。同时,二人指出,长兄丘如已经在当地经营多年,名下早已积累了颇为丰厚的田产。丘如虽是异姓继子,但如今已经改姓为丘,在此前父母在世的情况下,按照相关习俗与规范,他也不应“别籍异财”。所以,他们要求将丘如名下的财产纳入家庭共有财产的范畴,进行共同分割。而丘如则坚称其个人财产系独立经营所得,不愿与丘氏家产混同。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终诉至官府。
根据案情,负责审理本案的官员包宰(“宰”指官职,通常用作对县级长官的尊称)迅速梳理出了案件的两大争议焦点:一是丘如名下田产是否归属其个人;二是丘寅、丘宁是否有权分割丘如名下财产。为了厘清这些问题,包宰首先要求丘如递交其持有的田产契书以供官府查验。经检查,所有的田产契书均登记在丘如名下,相关交易也以丘如之名进行。依此推断,这些田产应如丘如所述,是以从其生父李某处继承的家产购置而来。为了进一步核实,包宰又询问了丘家的家主丘闰。丘闰称,为了防止家产被侵吞,自与阿黄成婚后,他便将丘家购置的田产一律登记在自己名下,与继子丘如自行购置的田产并无干系。
那么,丘如独自经营个人田产的行为,是否真如继弟丘寅、丘宁所言,属于“别籍异财”呢?在中国古代,“别籍异财”指的是子孙另立门户、各蓄家产的行为。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统治者多倡导家庭成员“同居共财”,在父母生前就分割家产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例如,《宋刑统》卷十二《户婚律》即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包宰调查后认为,本案情况特殊,丘如名下田产并非来自丘家,与禁令设立的初衷不相符合,所以不应适用该规定。因此,丘如此前经营李氏家产的行为不能被判定为别籍异财。既然丘如与丘家财产归属分明,继弟丘寅、丘宁便只能分割丘闰名下的家产,而无权染指丘如的个人田产。
在宋代的司法实践中,兄弟为财反目之事并不鲜见。北宋理学家程颐曾言:“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不难推断,丘寅和丘宁在诉状中对丘如的指控,很可能是为了侵占长兄财产而蓄意编造的。虽然丘如名下财产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但丘氏三兄弟在赡养与安葬的义务分配上,又出现了难题。包宰认为,本案中,丘如作为继子,在丘家受到继父丘闰多年的照顾,这份养育之恩不能因财产关系的划分而被忽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丘如理应与丘寅、丘宁共同承担赡养继父、安葬母亲的义务。
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包宰作出了最终的判决:丘寅、丘宁无权分配丘如的产业,而丘如亦不得参与继父丘闰的田产分配,但在赡养丘闰、安葬阿黄这两件事上,兄弟三人负有同等义务,不能以财产分配为由逃避责任。最后,包宰将判决结果当场宣读给本案所有当事人,并将案件上报至上级台府备案。观察包宰对该案的判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司法官员在家事案件审判中运用的三重智慧,即对事实查明的严谨细致、对立法本意的准确探寻以及对家庭伦理的充分考量。
其一,家事纠纷往往牵涉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最大程度地还原事实真相。家事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可能存在情感对立或利益冲突,这就导致他们陈述的真实性难以确定,因此,证据的运用至关重要。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包宰没有偏听偏信,而是通过多方面的证据收集和核实,严谨、细致地查明了案件事实。他通过调取田产契书,确认丘如名下田产系以生父遗产购置,与丘家财产无直接关联。这一操作既符合宋代“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为之定夺”的惯例,又否定了丘寅、丘宁二人主张的“同居共财”。此外,包宰没有完全依赖书面证据,而是结合丘闰的证言,从侧面进一步明确了丘如个人财产的归属,最终推翻了丘寅、丘宁的指控。在审理分家析产等涉及家庭财产的家事纠纷时,当下法官同样应当秉持“事实为上,证据为王”的原则,准确甄别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力求全面、客观地查明案件事实。
其二,无论何种类型案件,正确理解国家法律始终是确保公正审判的前提和基础。包宰探寻“别籍异财”的立法本意,认为该禁令旨在防止子女分割父母财产,而丘如财产来源于李家,与丘家无涉,自然不能适用。其实,南宋时期,“别籍异财”的禁令虽未正式废除,但在实践中早已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种对立法目的的深层解读,既尊重了法律规定本身,又避免了僵化适用造成不公,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现代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多元,家事案件往往涉及亲情、伦理等诸多因素,当下法官需在遵循国家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情,深入剖析法律背后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避免对法律条文的机械适用。
其三,家事纠纷相比其他类型的纠纷自古便具有一定特殊性,应当对家庭伦理予以充分考量。包宰深知,赡养继父、安葬母亲关乎家庭正常生活秩序的维系,因此他秉持公平分担责任的理念,判决三子均分赡养和安葬费用。《礼记·祭义》有言:“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赡养父母是儒家孝道的基本要求,包宰的判决以传统儒家孝道弥合了因财产纠纷受损的亲情关系,既承认了财产权属的个体差异,又强调了多子女家庭赡养义务的集体性。当下法官在判定继子女的赡养义务时,也应结合重组家庭的实际状况,依据是否存在抚养关系进行综合考量。同时,法官也应通过恰当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理性说法、柔性劝导,平衡法理与人情,防止出现“争产不争养”的不良现象,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及其基本生活需求。
在“丘氏兄弟争业案”中,包宰巧妙地化解了家庭财产继承与赡养义务分配之间的深层矛盾,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家事审判事实、法律与伦理三者并重的内在逻辑,为当下的家事审判工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参照。当代法官在审理家事案件时,不妨汲取古人的智慧,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同时,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最终达成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判词原文:
丘如,乃阿黄前夫之男,带来嫁与丘闰。阿黄与丘闰共事,再生丘寅、丘宁。丘闰必不肯私其妻前夫之子,若有置到田业,合作丘闰名字。索到丘如户下契书,并作丘如名字交关,此是丘如将故父财物营运置到无疑。丘闰之词,亦谓自置田业作丘闰名字,丘如自营运到作丘如名,此却是丘闰本心说话。所谓状上语,皆丘寅等揑合。丘寅等只合分丘闰置到之业,却无缘分析义兄财产。若谓父母在,不得别籍异财,然丘如本是李家之子,不碍上条。但丘如既已有财产,却不得再分丘闰田业,则丘寅、丘宁亦自无说。所有供赡继父,葬送母亲,丘如合当诸子分之一,不可以前后异其心。案引上各人读示,仍申台府。
【案例选自《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十“与义兄争业(包宰)”。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5-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