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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法律歌谣考略

时间:2026-10-22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董超 李想 吴璇

      苏区法律歌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创新,它创造性地将法律条文与民间歌谣相融合,让法律文本有了温度和情感,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和群众基础。这种将刚性制度与柔性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彰显出文化力量在法治进程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表明法治建设不仅是制度建设工程,更是文化再造过程。

  法律与法律歌谣的契合关系

  法律与法律歌谣的契合关系主要体现在一致性、互补性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独特的法制文化生态,有效推动了苏区法制建设与文化建设进程,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法律与法律歌谣的一致性

  法律与法律歌谣在价值与功能上展现出深刻的一致性,共同塑造苏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价值层面,二者共同承载着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的不懈追求。凭借严谨的制度设计,法律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法律歌谣则是以生动形象的叙事方式,将这些抽象的理念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之中,使其成为可感知、可传唱的生活实践。在功能层面,二者共同致力于将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群众内心的价值尺度。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来确立并维护社会秩序。相比之下,法律歌谣更侧重于柔性教化。它并不直接规定具体的行为边界,而是将法律条文所蕴含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富有感染力和传播性的艺术语言,促使外在的法律规范逐渐内化为群众的思想观念。

  法律与法律歌谣的互补性

  法律与法律歌谣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互补关系,即法律歌谣为法律的普及提供了文艺载体,法律为法律歌谣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一方面,法律歌谣增强了法律条文的可接受性。法律条文的表述方式通常较为抽象和严谨,与群众的日常语言和认知习惯存在隔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律的接受程度和传播范围。法律歌谣则摒弃了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转而采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形式,将法律条文融入日常生活、生产劳动、节庆集会等现实场景,从而有效降低了群众对法律条文的认知门槛。另一方面,法律实践为法律歌谣创作注入活力。苏区在土地改革、婚姻自由、劳动权益等领域开展的法制探索与实践,为法律歌谣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实素材。这使法律歌谣的创作不再是单纯的文艺活动,而是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法制进程的文化见证。

  苏区法律歌谣的主要类型

  苏区各地创造性将法律与歌谣相结合,创作出规范性、劝谕性和倡导性等各具特色的法律歌谣,每种类型都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皆是丰富普法宣传形式、深化群众对法律的理解、促进法律实践进程的有力武器。

  规范性法律歌谣

  规范性法律歌谣通常以法律条文和原则为内核,将生硬的法律规定转化为易于传播的警世良言,旨在使苏区群众迅速掌握法律的基本要点,进而潜移默化地引导和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较为典型的规范性法律歌谣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歌》《革命互济会歌》等,其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创作,源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总结群众工作和军事斗争经验形成的军事法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在陕甘苏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建议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依照《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的内容逐条编成歌曲。他们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曲调,共同创作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由于歌词内容重要且曲调耳熟能详,这首歌曲迅速在红军各部传唱开来,成为凝聚士气、规范军纪的重要载体。

  劝谕性法律歌谣

  劝谕性法律歌谣的创作紧扣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借助生动的事例和比喻进行说理劝诫,促使苏区群众将法律条文内化为行为准则。譬如,1933年2月发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决定设立戒烟局,负责“规定戒烟办法,研究戒烟药品”。1934年2月以歌谣的形式发布的布告《加紧春耕戒烟运动》,便是对戒烟局事宜的宣传和解读。歌中唱道:“戒烟要加紧。苏维埃政府,随时有明文。成立戒烟局,药品弄齐整。工农来戒烟,不取半分文。限期早戒尽,同为健康人。”《婚姻自由歌》则宣传苏区婚姻立法所倡导的婚姻自由理念,劝告青年妇女“不要顽固爷娘来做主,不要媒人来说媒,媒人话成多不和,哪有自由的好处多”,帮助妇女认识到封建婚姻制度的弊端。类似的歌谣还有《努力戒烟歌》《反宗教迷信歌》等,它们借助具有情感共鸣和艺术感染的表达,有效破除了黄赌毒等陋俗恶习,推动形成了较为良好的社会风气。

  倡导性法律歌谣

  倡导性法律歌谣关注如何宣传革命理念和法律理念,旨在动员群众投身土地革命和法制建设,诸如《送郎当红军》《提早春耕歌》《苏区工人快乐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法律歌谣。这类歌谣不在于规范约束,而在于思想动员。1933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春耕计划》,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须用本地土话,将《春耕计划》与意义,编成山歌小调剧本……”这直接催生了大量以春耕为主题的法律歌谣的创作与传播。《新打骨牌》中的“开荒田,开荒田,大家努力开荒田,多种杂粮和蔬菜”,正是对《春耕计划》中“开垦荒田、荒地,这是增加土地生产的重要工作”条文的生动转译。这些歌谣语言通俗、节奏明快,深受苏区群众喜爱。

  苏区法律歌谣的重要价值

  苏区法律歌谣凭借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与朗朗上口的韵律节奏,成功打破了法律知识晦涩难懂的文化壁垒,在革命文化赓续、普法宣传教育和社会治理实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革命文化赓续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苏区法律歌谣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苏区群众的实践智慧和精神追求,具有厚重的革命文化底蕴。这些诞生于革命实践的苏区法律歌谣扎根于闽赣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记录了苏区法制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承载着革命先辈在法治领域的理想信念与斗争精神。苏区法律歌谣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肩负着传承红色法治基因的重要职责,成为连接革命法治传统与当代法治建设的精神纽带,不仅有助于展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创造的红色法治文化,还有助于社会公众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初心与使命。系统整理、研究、推广红色法律歌谣,不仅可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更有助于强化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文化认同,为培育具有红色基因的法治文化提供宝贵资源,使红色法治文化在新时代依然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普法宣传教育价值

  苏区法律歌谣摒弃了法律条文的刻板与晦涩,吸纳了大量苏区群众日常交流的方言土语,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朗朗上口的韵律和质朴直白的表述,巧妙地借鉴当地民谣、山歌的曲调,将原本复杂难懂、晦涩高深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易于大众理解和记忆的歌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开展普法宣传与群众动员的重要创新实践。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法治宣传教育仍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不同受众的认知特点与现实需求,注重形式创新与内容适配,积极开发形式多样、内容生动的法治文化作品,并向少数民族或传统文化村落推行“歌谣﹢法治”互动法治宣传工作,如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近年来创作的《民法典护咱千万家》等新编普法山歌,有助于推动法治宣传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从“泛泛而谈”向“因材施教”深化,不断扩大法治宣传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社会治理实践价值

  苏区法律歌谣通过温和有力、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将法律规范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有效引导群众的社会行为,成为依法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载体。不仅有效减少了社会冲突,防止了矛盾的激化升级,还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集体主义精神,激发了苏区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实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发展的有机统一。当下,社会治理法治化应当从苏区法律歌谣的实践中汲取经验,高度重视法治文化的引领作用与价值塑造功能,通过优秀的法治文化作品促进全民守法,使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应当积极构建多元参与的法治文化宣传格局,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投身法治文化建设,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法治建设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江西理工大学中央苏区法制研究中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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