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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贸易与边疆治理:乾隆倚邦恤夷碑之解读

时间:2026-10-22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于士跃 雷嵚崟

       云南倚邦贡茶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座“乾隆倚邦恤夷碑”(亦称《乾隆·永远遵守·恤夷碑》),该石碑原位于清代川滇茶马古道源头重镇倚邦,碑首刻有“永远遵守”四个大字,碑上刻着关于清代倚邦地区商人、官弁、兵役破坏茶叶生产、销售的现象及惩处规定。该石碑不仅是清代云南普洱茶历史最重要的见证文物,也是清政府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关系和有效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明,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

  “乾隆倚邦恤夷碑”之来源

  我国自唐代以来就开始有了茶马贸易,即中原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以茶叶和马匹为主的物物交换型的商业贸易形式,南诏大理国将生活在今云南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管辖之下,将茶运往西藏地区。清代顺治十八年,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清廷于云南胜州开设茶马互市,形成了滇藏茶马古道。倚邦是西双版纳茶叶的原产地之一,其处于茶马古道的源头,同时当地所产曼松茶属于皇家贡茶,无论在贸易角度还是在朝觐角度,茶叶种植与行销在倚邦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倚邦茶叶行业的发展与知名度提高的同时,诸多乱象也随之产生。地方官吏和商贾为牟取利益,采取诸多手段欺诈、压迫茶农,干涉甚至破坏茶叶的生产和销售。由于倚邦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且当地多山,土地贫瘠不产米谷,于是种茶、售茶几乎成为当地夷人谋生的唯一手段。因而奸商、贪官、衙蠹的射利行为严重侵害了当地夷人的利益,影响了当地茶叶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严厉整饬此事,经地方督抚题奏及部院议覆后,朝廷颁布示谕予以惩治和儆戒。由于碑刻戒约所具有的更高威慑力和更持久的效力,当地官员和土司将示谕内容刊碑并立于倚邦,晓谕民众并威慑不法之徒。

  “乾隆倚邦恤夷碑”之内容

  “乾隆倚邦恤夷碑”碑文从违规行为(奸商欺诈夷民茶农,官弁、兵役欺压盘剥夷民茶农)和惩处法规两个方面,对整饬倚邦茶叶生产销售乱象的重点问题及处理方法作了规定。

  奸商欺诈夷民茶户。清初沿袭明末的茶马贸易制度,但避免了明初官营茶马贸易的高度垄断性和独占性,采取官茶商运的办法,给了民营茶马贸易一定的生存空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认为阻碍商业的政策不利于国家发展,“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自此大量商人参与到茶马贸易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奸商欺诈茶农的现象频繁出现。清代倚邦地区的奸商利用支差放贷的手段,“欺夷民愚蠢,乘急放借,多方滚算”,百般压榨茶叶利润,侵害茶农的利益。

  官弁、兵役欺压夷民茶户。地方官员、兵役为牟取利益,倚仗其官府的权势插手茶叶的生产与行销。在倚邦地区,“不肖文武官弁”在茶叶成熟之际派遣兵役入山采取,而兵役野蛮采摘,任意作践、毁坏茶田。同时,官员以远低于行情的价格强行索买,而负责买茶的兵役又层层剥削,茶户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解决办法与惩处法规。为整饬上述问题,朝廷出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并颁布了惩处法规。首先,要求茶叶的购买必须按照时价,并用现银进行交易,不准拖欠。其次,对于奸商放贷滚利、盘剥茶户的行为予以严厉禁止,倘敢有此行为,“刻即严拿治罪”。最后,对于官弁、兵役贩茶图利和贱价压买的行为,朝廷作了详细且严格的规定。要求当地文武官员互相稽查,一经发现便要及时据实禀报,当事官员将被革职查办,兵役细责治罪。如若出现官员徇隐的情况,除当事官员及兵役承担直接责任,徇隐官员受到惩处外,失于察觉的总兵、知府等上级官员也要受到连带处罚。可见,面对影响最为恶劣的官吏欺压茶户问题,政府通过监察制度、严厉惩治等方式和手段进行处理和解决,并以此威慑当地官吏,体现出清廷惩治此弊的决心。

  “乾隆倚邦恤夷碑”之价值

  维护茶叶产销秩序以保障茶马贸易的有序开展。在中国历史上,茶马贸易不仅是增进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经济行为,还是中原王朝羁縻少数民族、安定边疆和稳固国防的政治手段。自古以来边疆民族民众就把茶当作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藏、蒙地区流传着“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谚语,中原王朝便合理运用这一点,《明史·食货志》中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茶马贸易实际也肩负着中原王朝“以茶治边”“以茶驭番”的责任。清朝延续了这一政策,并不断扩展茶马贸易的区域。自顺治时期开始,滇藏开始进行茶马贸易,大量云南茶销往藏族地区。倚邦作为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重镇,当地茶叶生产销售及其秩序的稳定是滇藏茶马贸易得以正常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清政府无论是出于贸易稳定的经济考虑还是安疆固边的政治考量,均须对倚邦地区奸商、官弁破坏茶叶生产行销的行为予以惩处,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保障茶马贸易的稳定。

  保障少数民族利益以维护边疆地区的和谐民族关系。自明代以来,中央王朝将西南地区纳入国家版图并积极进行治理。清朝建立之后,由于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清代统治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制思想相较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更偏重于“大一统”,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和关怀也一改“华夷之辨”理念而主张“华夷一家”。如雍正帝在谈到边疆民族时便说道:“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倚邦便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当地聚居着大量的彝族民众,清政府对该地进行经略和治理时便十分注重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通过维护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实现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倚邦地区,茶叶的种植与销售是夷民谋生的重要渠道,奸商、官弁等人欺诈盘剥茶户的种种恶行无疑是对夷民生计的巨大损害,“穷夷养命之源,竟成官弁、兵役、奸商射利之薮”,侵害夷民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威胁着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秩序。因而清政府通过颁布示谕整饬上述乱象,以维护当地民族关系的和谐,最终指向的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清政府在继承前代治边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制度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边疆民族地区有效治理和促进民族交流和团结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深入治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我国的一个永恒话题,其不仅需要创新的制度举措,还需要经典的历史叙事。“乾隆倚邦恤夷碑”作为体现古代民族交流交融的茶马贸易与民族地区有效治理的典型例证,不仅“功在当时”,其蕴含的思想、记载的史事对于当下深入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及讲好历史故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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