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与近现代法在观念诉求、逻辑层次等方面存有天然差异,但仍在诸多领域相契相通。就刑事司法而言,如何在严格规则主义体系框架下打破量刑僵化桎梏,让传统法律文化有机融入量刑,在促进司法裁判价值引领、行为规范的综合效能得以充分释放的同时,有效推动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是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
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量刑的正当性基础
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充分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柔性调和功能供量刑环节以借鉴吸收,使裁判结果最大限度达至法意与人情同时兼备的理想效果。
(一)注传统之旧酒于现代之新瓶
近年来,《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明德弘道、以和为贵等传统法律文化因素进入裁判视野提供了重要进口。现行刑法框架下的定罪量刑活动也常常恪守与遵循某些传统精神与法律文化。以强奸罪为例,当加害者与被害者具有亲属关系时,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严重背离伦理秩序的性侵犯行为,反映出行为人更为恶劣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程度,通常面临更为严峻的否定性评价,这与传统文化中重刑惩治乱伦犯罪的做法一脉相承。
(二)引传统之所长补法律之阙如
相对固化的裁判过程虽能最大程度上维护法律的客观自足性,但当裁判结论与某些传统共识相悖时,法律形式主义所获得的所谓“唯一答案”的正当性便受到质疑,亟须在量刑环节作出纠偏与调适。如在一起协助自杀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其系不忍看到至亲继续忍受病痛折磨进而选择实施了帮助自杀的行为。法官认为被害人被疾病缠身已无生存意念系本案发生的根本诱因,被告人的协助自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于被害人真实意愿的理解与尊重,结合自首、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决定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述裁判通过发挥慎刑、谦抑等传统理念在刑罚上的体恤功能,使得形式主义的冷酷与僵硬得到较好弥补。
(三)化传统之浸润为裁判之通达
规则理性必须对民众的情感诉求有所回应。在某些涉及传统法律文化、关乎社会道德评价类型的个案裁判过程中,为实现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有机统一,法官应考量传统文化因素深层次生成和发展空间,主动调和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龃龉之处,将某些影响量刑的文化因素进行历史解释与实质解释,通过揆情入法彰显裁判结果的社会认同和朴素感知。
二、传统法律文化融入量刑的应然涵摄范围
传统法律文化在彰显价值判断理性方面的意涵与作用一以贯之,可以成为特定类型案件中论证裁判结果合理性的重要资源,从而实现司法理性与伦理经验的互鉴互融。
(一)强化情节显性评价
在个案说理中,精准选取与相应情节最为匹配的文化价值,力促实现“说得出的正义”。如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针对被告人因生活琐事持刀砍向亲生儿子的行为,法官对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均进行道德式情境说理,强化了酌情从轻处罚的文化道德依据。将传统法律文化的某些价值逻辑纳入量刑自由裁量,可有效消弭法律条文的生硬与晦涩。在此过程中,需充分挖掘法律规范、法律解释与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共通联结点,有效结合立法原意和立法目的,深度阐释其中意蕴。
(二)优化循环说理验证
在引入传统法律文化增强说理效果时,应从整体性上把握嵌入程序和步骤,全面结合案件事实、量刑情节等分析文化因素的相关内涵,进而寻求与其他量刑情节的价值平衡点,最终达到实质论证与形式论证的动态共振。以一起故意伤害案为例,一阶说理即该案件中二被告人的行为与敬老慈幼的公序良俗、和谐友善等价值观念相悖;二阶说理即被害人先前实施的辱骂、殴打等行为直接导致案发,具有一定过错。此外,二被告人还具有认罪态度积极、主动缴纳赔偿款等酌定从轻情节;三阶验证即本案多种酌定量刑情节存在逆向张力,需反复循环论证,界定各情节对于量刑结果的作用力大小,在多价值的消解或取舍中实现最终衡平。
(三)深化社会情感认同
作为司法品格的外在展示,裁判文书能够从法律文化中找寻到诸多借鉴,法官应在特定个案中运用能充分调动情感共识的修辞渲染,在条文以外实现对被害人的心灵抚慰及被告人的良知唤醒。作为一种拟制对话场景,法官若以恰当方式充分将修辞文化美学效能与法律的冷静理性特点结合,即有助于有效回应社会公众的情理期待。
三、传统法律文化融入量刑的进路探寻
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刑事司法脱胎于两种社会背景与适用环境,两者之罅隙自不必多言,但传统法律文化中符合德法共治的某些价值理念依然能够在量刑环节予以参酌援引,以体现刑事司法的谦抑理念与人文理性。
(一)强化裁判主体的自省
一方面,法官需在量刑中进一步提升驾驭多向度价值的能力水平,根据个案实际及具体情节,对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判断予以呈现,并不断凝结与提炼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形成一定的司法裁判规则和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在涉及传统人伦情理及关乎主流价值引导的案件中,倘若法官执拗于法律条文规范的适用,可能会面临法律失灵、共识缺失的窘境。故法官应秉承司法良善与谦抑之心,以生活经验深刻把握世俗人情,以常情常理深度洞察正义人性,使“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达到动态平衡。
(二)明确案件说理的重点
《指导意见》第四条中明确列明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案件类型,对划定应当将传统法律文化引入量刑的案件类型提供了有益参考。一是家事类刑事案件。亲属间的犯罪行为不仅触犯法律底线,而且严重冲击了家庭细胞原本平稳安定的秩序,可考虑在量刑说理表述中援引传统法律文化元素增强教化渲染作用。二是以亲密关系为重要介入因素的刑事案件。亲密关系往往是引发该类型案件的关键抑或导火索,被赋予“情有可矜”的悯恕色彩。裁判文书应明确被害人是否有严重过错的表述,对被害人过错行为是否作出否定性评价,凸显出司法裁判维护传统伦理之情的鲜明主张和态度。三是情法争议较大且涉及公序良俗的其他案件。面对情与法在个案中的博弈与抉择,要在深刻剖析法理的基础上综合衡量不同位阶下的各价值权重,把握情理司法与规则司法的互补关系,对无法经受情理检验的裁判结果引入文化道德因素说理进行修正,最终实现“情理共正”下的正义归宿。
(三)规范自由裁量的界限
司法裁判需以各种法律关系与非法律关系之间的不同参照比重来建构个案裁量的基准,以最大限度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合法合理行使。在引用传统法律文化加强量刑说理的过程中,应避免简单堆砌式的价值阐释或脱离于法律规范之外的道德泛化宣示。如,不宜将“亲亲相隐”作为量刑从宽的直接依据,而应将其作为印证行为人出于维护传统亲情伦理的主观动机而体现出的社会危险性、危害性大小的潜在论据,从而避免与现行法律体系产生理念与规范冲突。
传统法律文化所呈现的天理、国法、人情相融合的鲜明特点,是法治中国建设道路上弥足珍贵的精神瑰宝。我国司法进路承载着法治与德治共同推进之间的文化张力,以更加宽容开放的视野回应公众的司法诉求,在刑事司法量刑过程中注入一定的传统道德文化内核,持续彰显形式与实质双重正义目标下的文明回溯。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