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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明亭看中国古代基层纠纷化解

时间:2026-11-12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李文达
      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基层社会治理往往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基层社会的和谐安定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有着重大意义。诞生于明代初期的申明亭是基层社会纠纷化解的重要机制,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申明亭具有地方基层司法组织的性质,其在里老人的主持下受理当地普通民事纠纷及轻微刑事案件,将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同时有效提高了基层司法效率。既宣传普及了礼法政令,又以民间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对于中央集权王朝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当下的基层纠纷化解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申明亭形成的背景

  明朝初年,为了收拾元末残破的社会局面,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重新构建农耕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普及法律教化,高效化解纠纷,亟须设立一个能够承担多种职能的基层治理机构。申明亭是明太祖朱元璋始创的基层民间调解机构,《明史》记载:“洪武五年二月,建申明亭。”朱元璋鉴于农民对国家政令不知情或故意违反国家法令的行为,命令省、府、州、县、乡里都设立申明亭,把百姓违反国法等情况记载于申明亭的榜上,以示警告。

  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明朝的国家正式政府机构只到县这一层,且县级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当地治安和征收赋税徭役,因此国家对于县以下的基层司法控制出现了“真空地带”。元末以后,因官吏贪赃枉法、昏庸无能使得民众纷纷越级上访,甚至直接赴京告状,有限的国家司法资源无力支撑繁多的诉讼,也使得司法机关疲惫不堪,急需在基层设立纠纷解决机制分担诉讼。为了避免国家对于民间社会管理的过度放任,申明亭制度能够利用民间社会力量来解决纠纷,让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尽量把矛盾化解在民间,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国法与乡里礼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习俗作为解决基层纠纷的主要依据,其发挥的作用远超国法。当地权威人士因地制宜地采取劝解、疏导等调解手段来消弭民间矛盾纠纷,这既是出于对当事人自身利益的考量与选择,同时也是受儒家“道德教化”“礼法结合”“无讼”等法律思想影响的结果。在此背景下,申明亭应运而生。

  申明亭的功用与职能

  申明亭中的“申明”,有着郑重宣明、辩解申诉和反复开导的含义,核心就是申明教化,惩莠显恶。朱元璋曾明确提出“明理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从正反两个方面规范社会治理,而申明亭的出现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载体。《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朱元璋创建的申明亭是读法、明理、剖决讼争、彰善抑恶、辅弼刑治的场所,这个目的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无讼”的直接产物。由此可知,申明亭主要有两大职能:

  一是“明刑弼教”。向民众进行法制教育,灌输封建思想,是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政权统治采取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明朝政府在大力加强皇权集权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因此,申明亭在明代乡里是普法的固定地点,其重要性不容小觑。申明亭定期公告法令及乡民恶行,向民众进行法制教育,通过教化、警示来达到规范百姓思想和行为的目的。“如不孝不弟、殴骂尊长、乱伦兽行及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敌结凶拳者,列名申明亭匾上,一目了然。”这使得百姓不敢轻易触犯法律法令,不然既免不了皮肉之苦,尊严和声名也会丧失殆尽。对于公布之后以积极行动改过自新的人,定期则将其名字在榜文中删除。

  二是调解纠纷。《教民榜文》详细列出了申明亭可以受理的诉讼种类,包括“户婚、继承、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言、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弃毁器物、六畜践食禾稼、均分水利、亵渎神明、子孙违犯教令、私宰耕牛、师巫邪术”等,几乎关系到乡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出申明亭的调解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含所有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明朝中后期逐步发展为除了十恶、强盗和杀人等案件申明亭不可以处理外,其他的一些刑事案件,亦可以在申明亭理断。申明亭利用基层社会力量来解决纠纷,让矛盾在基层化解,无疑是较好的制度选择。

  申明亭的运作模式

  申明亭制度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里老人,其承担着解决纠纷,宣传法律,道德教化,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能。《教民榜文》规定,年满五十岁以上的老者,长居乡里,熟悉乡里情况并具有一定的威望,德才兼备、公平正直的人,通过乡里百姓推举就能成为里老人。里老人在定位上并不属于官吏,没有官阶,也没有俸禄,他们仅仅是乡村管理的参与者和纠纷解决的主持人,但他们能够代表官府,所做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申明亭制度通过让里老人参与到案件处理中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司法制度的开放性特征。里老人解决的纠纷都是乡里之间的纠纷,同时反映出封建社会乡村管理中乡村法、宗族法等发挥的重要作用。

  相比于官府的调解,里老人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里老人与当地百姓更加熟悉,调解结果得到公众的认可度更高,因此更有利于民间普通纠纷的及时化解,也为最大限度维护邻里间的和睦创造了可能。民间普通纠纷通过里老人听讼之后,如果能够解决,纠纷则在这一阶段被化解。如果通过里老人的调解、劝说双方仍然不和,纠纷不能得到解决,则可以向官府提起诉讼。里老人调解类似于诉讼前置程序,没有通过里老人调解的纠纷直接诉于官府属于“越诉”,官府不予受理。

  申明亭调解程序的启动方式,以当事人主动投告为主,里老人主动介入为辅。对于民间“细故”纠纷,里老人不会主动启动调解程序,待当事人主动陈告后方可受理。对于矛盾纠纷较大,在当地乡里存在较大影响的纠纷以及刑事案件,里老人则需主动介入,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以后,调解程序的启动方式更加灵活。关于调解的方式,主要包括劝喻式调解和理判式调解,但两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亦没有固定的程序和严格的规范,并且可以相互转化或同时适用。

  对当下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和制度博大精深,加强研究并挖掘其中的优秀成分,对于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基层社会纠纷化解应充分吸收中国古代优秀司法理念与传统文化,申明亭制度在纠纷调解中有益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部分,能够为解决现实问题开启新的视野。在当下基层社会治理中,需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乡村建设、乡风治理呼唤德治与法治协同发力,同频共振。

  我国乡村发生的纠纷大多仍为传统类型,其中绝大部分是邻里口角争执引发的相邻关系纠纷、宅地边界争议引发的土地物权纠纷、结婚离婚引发的身份财产纠纷、家庭矛盾纠纷、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纠纷、村民争执斗殴引发的人身伤害纠纷、小额债务等日常村社纠纷。依靠村委领导、家族长老、乡贤的情理调解,大多数纠纷都能有效地得到解决,乡贤成为了乡村中不穿法袍的“法官”。

  优先采用乡贤调解员先行调解,充分发挥乡贤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作用,若调解不成,再由基层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协助调解。对于矛盾争议较大的案件,驻点法官可以直接就地立案、就地开庭,让纠纷不拖延、不发酵、不出村。乡贤的情理调解与法院的司法裁判实现良好互动,社会力量与司法力量共同作用,有效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促推基层治理从“化诉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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