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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所见的民间契约精神

时间:2026-11-12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金逸菲
      清水江文书,又称锦屏文书,是明清到民国时期,生活在西南地区的苗族和侗族林农留下的一批民间文书。这些文书主体是契约,涉及山林经营、木材买卖、土地租用、纠纷调解、税收凭证、村规民约等内容。清水江文书现存数量大约50万件,主要保存于贵州清水江流域的锦屏、天柱、黎平、三穗、剑河、岑巩、台江等县,这些文书是研究当地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2010年,清水江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被海内外学者公认为是“全球最悠久、最独特的混农林系统的活态记忆库”。

  清水江文书之一:天柱县征集的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田土清退契约。图片来源:贵州省档案馆

  清水江流域之所以能形成丰富的契约传统,与林业经济、民族自治以及汉字普及密不可分。首先,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流域因为出产优质杉木,成为国家指定的林木采办区,因此,当地木材交易和山林经营活动频繁,催生了复杂的权属关系,自然需要契约来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其次,由于这一带是多民族杂居区,苗族和侗族历来有自治传统,在当地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并存,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习惯通过契约来维系信用。最后,随着国家行政管辖的深入和汉字教育的普及,当地少数民族逐渐学会了使用汉字,所以,清水江文书大多用汉字书写。

  清水江文书所见契约,体现的是一种以诚信为核心的民间契约精神。当地的契约分为“红契”与“白契”,“红契”是那些经官府登记、加盖红印的契约,“白契”则是民间私下签订、未经官府认证的契约。清水江文书中,以“白契”居多,说明即使没有官府介入,当地民众也能自觉信守承诺、履行契约,形成一套运作良好的信用机制,这从契约内容、中人制度和纠纷解决方式中能看出来。

  契约文本中的信义内容

  一份格式严格的契约,本身就是信用的体现,它既表明签约双方都了解并愿意遵守其内容,又能作为彼此权利与义务的凭证。清水江流域发现的契约文书,通常都包括三个部分:开头、正文和结尾。

  第一,开头部分,须写明立约人是谁、是什么身份,以及为何立约,最常见的理由是“缺少银两费用”,也就是手头紧急需用钱。更重要的是,要表明双方自愿签订契约,在文书中,常用“自愿”“情愿”“心甘意愿”等字眼表示,有时还会郑重声明“并非逼劝”,以表明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立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第二,正文部分,根据交易类型书写具体内容。虽然事项不同,但都有固定的格式。以最常见的土地买卖为例,首先,要写清楚出卖的土地是祖产还是自己买的,并明确标注土地东、南、西、北四至的边界,以及土地是荒山、茶山还是田产。接着,写清买主的姓名、土地价格和付款方式,一般由买方一次性结清,卖家写上“亲手领足”,意思是已经亲自拿到足额付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规定交易的法律后果,即土地自此归买家所有和管理,原主人“永无异言”,不能再反悔。

  第三,结尾部分,往往是一些具有誓言性质的宣告。最经典的有“恐口无凭,立此契为据”,以此来强化书面承诺的庄重性。还有一些具有苗侗特色的誓词,如“高坡滚石,永不回头”,比喻这笔交易就像从坡上推下去的石头一样,一旦完成,就绝无挽回的可能,生动地表达了双方决不反悔的决心。最后,结尾写上缔约日期,以及中间人、立契人和代笔人的姓名。有时候,这些人还会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画押,表示对契约内容的共同认可。

  “中人”制度的信誉背书

  在清水江流域的交易中,中人(即中间人)是关键角色。他们作为第三方,主要负责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见证立约过程、担保履约以及在出现纠纷时调解,事成后获取一定的酬金。

  中人有不同的称谓,当有人想卖地却找不到买家时,会请“牙中”介绍并撮合交易,契约中用“请中说和”来记录此事。负责在现场见证的叫“见中”,他们监督钱货交割、确认土地的边界,有时恰好在场的人也会被拉来做个见证。而“保中”则是在一方违约时承担担保责任的中间人,这类中人在文书中较少见。此外,还有专门在出现矛盾时负责调和、劝解和裁判的“理中”和“劝中”,文书用“请中理讲”等字眼来记载。

  中人参与了从立契、履约到纠纷解决的全过程,他们的名字落款在文书的“凭中”之后。一般来说,即便是亲兄弟之间的交易,也需要中人介入。俗话说得好,一桩交易的成功,一半靠中人的能说会道,另一半则靠他们的“面子”。因此,中人一般由当地德高望重、信誉良好的人担任。在实际生活中,由村寨寨老、家族族长或职业中人参与的情况只占少数,绝大多数中人是双方都熟悉的亲友或邻居。他们普遍具备以下特点:能说会写,具备识字和书写能力;熟悉当地的交易情况;深得交易双方的信任;重视自己的名声和信誉。

  中人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其根本在于“信任”二字。一方面,中人是交易双方都熟悉的人,他们凭借自身的社会信誉从中斡旋,交易双方基于对熟人的信任达成交易,这极大地降低了交易前期的成本,从而促进了当地林业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在熟人社会里,人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约束和风险控制手段。要求中人参与立约,相当于加入了他个人的信誉背书,如果一方想要违约,不仅要面对契约条款,还要照顾到中人的情面。情与法两相牵制,使契约的约束力变得更强,有力地保障了契约的顺利履行。

  纠纷解决和惩戒机制

  在清水江流域的苗侗村寨里,如果村民发生了矛盾,有两套并行的纠纷解决方法,一是国家的法律,二是民间习惯法。在实践中,当地人倾向于通过民间习惯法来解决。他们会请德高望重的长辈来评理,这叫“理讲”,或者通过发誓、祭祀等方式请神明来裁决是非,这叫“鸣神”,最后把处理结果写成文书。因为在国家权力深入这些村寨之前,这里长期依靠寨老、族长等地方权威,以及“议榔”“鼓社”这类民间组织来自我管理、维护村邻和谐。即便后来当地纳入了国家行政管辖,但民间习惯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调整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像违约、侵权这类民事纠纷,甚至连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也能处理,比如盗窃等故意犯罪,不仅国家法律明令禁止,也被当地习惯法所禁止。不过,有时经寨老、族长或中人调解,如果取得了受害方的谅解,并依照习惯法对犯错者惩戒后,双方立下一份“戒约”文书,此事就算了结。至于民事纠纷,像失火烧山、错砍林木、占地、产权、租金、买卖、账目不清等,和解后形成的文书叫“清白字”或“认错字”。例如,如果林木股权分配出了问题,先要宣布旧契约作废,经调解达成新协议后,再重新签订契约文书。

  这一套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契约的履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发生契约纠纷时,当地村民的解决步骤通常是层层递进的。首先,双方私下协商;协商不成,就请中人或寨老来裁决;如果还不行,就采取“歃血盟誓”“拈阄”等神明裁判方式;到最后一步,才是告上官府。当然,即便告了官,双方还是可以和解并撤诉。通过民间途径解决后形成的文书,具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力。如果当事人事后反悔,这份文书可以作为告官的直接依据。也就是说,契约的执行,依靠的是个人的自觉、地方权威和国家强制力三者来共同保障。

  综上所述,清水江文书所见民间契约精神,核心就是“诚信”。这种信用机制主要通过三方面得以巩固,即统一的契约格式、中人的信誉担保以及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

  清水江文书是苗侗民众林地权属的重要凭证,被视若珍宝,甚至到今天仍然具有物权法律证据的功能。过去,为了妥善保存这些纸质文书,古人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将契约折叠起来,减少纸张受潮面积,然后存放在可防虫的樟木或杉木做成的箱子里,里面还放上石灰、木炭来吸潮,并将箱子放在家里最安全的位置。为了防止契约发霉、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六的“尝新节”,家家户户都要将契约拿出来,在太阳下暴晒一两个小时,俗称“晒契”。

  此外,清水江文书不仅是确认产权归属的重要凭证,还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多样性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在中国传统法律中,除了国家制定的、以刑法为主体的成文法典外,还存在大量扎根于乡土社会的民间法体系,它们以契约为载体,以诚信为纽带。清水江流域的民间法就融合了国家法与习惯法,体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

  总的来说,清水江文书所见民间契约精神,是中华文明“民无信不立”观念在西南地方社会的生动实践。它既不同于西方契约的纯粹法理逻辑,也有别于中原地区宗法礼教的约束,它是在当地族群互动与文化融合中,以经济理性为纽带,自然形成的一种独特制度,是中华法治文化中一颗闪亮的明珠。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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