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法律文明观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法学家。他撰写的《各国宪法异同论》《论立法权》《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等法学专论，开近代法学学术之先河，对于中国近代法学的产生发展，居功至伟。而在其纷繁复杂的法律思想之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有关法律文明的认识。

　　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指人类社会脱离野蛮后的进步状态。法律文明，则强调法治的进步状态，也是相对于野蛮、落后而言。生于晚清的梁启超，在东西方法律文明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与个人情怀的法律文明观。

　　梁启超法律文明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法律文明观的形成，有赖于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之批判与继承。梁启超生于18世纪70年代，彼时的中国教育仍以“旧学”为主，因而他最初学习的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科举考试为目标指向的经、史、子、集。1884年、1889年，梁启超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可以说，梁启超具备深厚的“旧学”功底。而这些传统思想与古典知识，实际上为梁启超构筑了法律文明观以及“变法维新”思想形成的文化基础。因为在后来，随着梁启超对西方法学知识学习的深入，他开始借助西方法学知识来分析、解说、评判中国传统的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家之法理学说，并由此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基本认识。例如，他曾提出，西方近代孟德斯鸠等人的自然法学说，在根本观念方面与儒家相类似，等等。

　　同时，梁启超法律文明观的形成，还得益于对西方近代新兴法律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梁启超最初接触“西学”是在1890年。这一年，梁启超会试失利，自京返乡途中经过上海，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一些讲授“西学”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眼界大开，颇为震撼，这为其日后学习“西学”打开了第一扇门。“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这段时间，也正是他深入了解西方法律文化、广泛接触西方法律文明的时期。他曾深入研习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霍布斯、孟德斯鸠等人的法律学说和思想，撰述并发表了《卢梭学案》《霍布斯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文章。可以说，梁启超这段时间内对于西方法学思想的接受和学习，是其法律文明观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梁启超法律文明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社会的文明程度与法律之完备程度存在密切联系。梁启超把法律是否健全完备，当作区别一个国家文明还是野蛮的重要标准，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重要关系。他曾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中说：“然而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原则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其实就是说，法律愈加完备、愈加公平，那么社会也就愈加文明。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对于法律制度的优与劣、进步与落后形成了基本的辨别能力，并开始对封建法制的一些糟粕进行挞伐。他指出，中国古代的“诽谤偶语者弃市，谋逆者夷三族”“妇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数妻”“奴隶不入公民，农佣随田而鬻”等等，都是不文明的法律制度，并直言：“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因无待言。”

　　第二，法律的制定应当契合社会的发展需求，顺应文明演进的历史潮流。梁启超曾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可以说，“权变”思想是梁启超法律文明观的重要内容。梁启超认为，变，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国家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调整变化。换言之，就是强调，社会的文明进步，需要良好的法治基础；同时，也只有切合实际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梁启超在论及中国古代儒法之治时说：“吾先民所已发明之法理，其必有研究之价值。”其实就是在说，中国古代的诸多法律制度，都是古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及治理需求而制定、实施的，因而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亦有其合理性。基于这种“权变”的理念认知，梁启超主张只有结合社会实际进行变法，才能实现国家之富强、民族之复兴。也正因如此，他才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里大声疾呼：“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第三，梁启超的法律文明观，还包括他对于法律形式历史演进规律的科学认识。法律文明的进步，不仅包括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同时还包括作为制度载体的法律形式的发展演进。梁启超主张，法律最初产生于习惯。伴随着文明的发展，才逐步产生了成文法。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中，梁启超借助西方法学关于“成文法”的定义，梳理了中国古代成文法的演进历程。他认为，“成文法之初起，不过随时随事，制定为多数之单行法。及单行法发布既多，不得不撮而录之，于是所谓法典者见焉”。并且，梁启超还强调，法典化亦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他说：“法典之编纂，其始毫无组织，不过集录旧文而已。及立法之技量稍进，于是或为类聚体之编纂，或为编年体之编纂，画然成一体裁。及立法之理论益进，于是更根据学理以为编纂。凡法律之内容及外形，皆有一定之原理原则以组织之，而完善之法典始见。”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于法律形式的演进规律，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中，便暗含着法律由“落后”向“文明”发展演进的一条道路。可以说，梁启超所言的法典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讲法律文明的演进历程。

　　梁启超法律文明观的历史启示

　　对于梁启超的法律文明观，我们当以辩证批判的态度看待。因为，任何一种观念都有其存在的时代必然性，但同时也都有其历史局限性。

　　时过境迁，以现代法学之目光审视，梁启超的法律文明观不免有落后之处、激进之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近代中国法治文明转型的贡献。梁启超说：“故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无尽，吾之愿亦无尽也。”他的这种“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观念，不仅体现出其人格的包容性特征，更体现出中华法治文明的包容性特征。这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法治文明的进步，产生于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过程。申言之，就是说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增进不同文明间的互通有无、交流互鉴，才能使各国法治文明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就法治文明建设而言，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引下，正确吸收借鉴域外优秀的法治经验，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建设我国法治事业，推动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进步。当然，在吸收借鉴的同时，我们要坚定中华法治文明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中华法治文明的对外交流，分享法治经验、传播法律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推动世界法治文明的共同进步。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