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解密《中国法治文化・法治风云录》的上海突围
2026年8月30号下午两点，上影影城的放映厅里坐了不少人。屏幕上打着一行红字：《中国法治文化・法治风云录》新书首发式。背景是上海的天际线，东方明珠的轮廓模模糊糊浮在红光里。
王仲刚坐在第一排。他是该书编委会顾问。他戴了顶蓝底白花的棒球帽，格子衬衫外面套着深色外套。手边那摞新书用红丝带扎着，封面上“法治风云录”五个字在灯光下反着光。他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
这个动作他连做了几次。今天不一样啊—— 书终于从印刷厂的流水线上、从上海展览中心的展位上，走到了聚光灯底下。
他在心里算了算：3月14号项目启动，到今天首发，一百六十九天。
对很多人来说，一百六十九天就是一个季度。但对这本书的编委会来说，这一百多天，简直像一场异常艰难的突围战。
事情得从春天说起。
3月14号，上海的玉兰花刚打苞。中国法治文化网的会议室里，《中国法治文化・法治风云录》项目正式启动。
这不是拍脑袋的决定。易孟林作为该书总策划和主编之一，后来在研讨会上说过，这个项目有十几年的底子，是《中国法治文化》的2.0升级版。从2009年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算起，十七年里组过的稿、编过的书、出过的读物，都成了今天的地基。
但地基归地基，真要从零做一本新读物，难度摆在那儿。
4月25号，创作、组稿、采编研讨会在上海开。来了不少人，作家、编辑、政法系统搞宣传的，坐了一屋子。
易孟林讲得最多的，是怎么把故事讲好。他说讲好故事就六个字：细节、对话、转折。这是基本功。他拿李迪的公安题材作品举例，说一个动作、一句对话、一个出人意料的弯，比一万句空话都管用。
“好故事从哪儿来?”他自己接话，“从生活里来。不能胡编乱造，捕风捉影也不行。”
他强调这本读物是以小说和纪实文学为主，素材必须来自真实的法治实践。
那天会开得很晚。会议室的灯一直亮着，有人在笔记本上写满了字，有人直接在打印稿的空白处画栏目结构图。
李国和作为该书顾问也讲了话。他提了三个“化”：采编要超前化，别坐在办公室等稿子，走出去沉下去;组稿要现实化，得有血有肉有故事;质量要严格化，政治关、法律关、文字关，一个都不能松。
“坚决杜绝坐堂等稿。”这句话，后来在编委会内部经常被提起。
会开完，作家们就行动起来了。
李阳是第一批下去的。他是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高研班的，写过三部长篇小说。这次她的任务是跑上海的几家单位——添零科技、申诚驾校、恒焕律师事务所，围绕“企业与法”“律所风采”两个栏目挖素材。
写小说和写纪实文学是两码事。纪实文学的命根子是真实，每个细节、每句话都得有出处。
李阳在申诚驾校待了三天，围绕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问题做了采访。这些素材后来变成了《在路上——从“法盲”变成“半个律师”》一文，收在书中“企业与法”栏目，写的是一位驾校经营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法律、学习法律的故事，成了这个栏目的代表作之一。
同一时间，刘翔也在忙另一篇稿子。
刘翔是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会员，长期在上海市公安局搞公安刊物采编。他写的是《消失的她》——上海一起无头女尸案。
案子挺曲折。一个三陪女被杀，凶手手段残忍，案子一度僵住。刘翔跑了好几趟办案单位，采访了参与侦破的民警，从蛛丝马迹里还原整个过程。
后来在首发式上他说，这案子破案过程非常曲折，很多民警几个月没回家。“侦查人员那种不破不休的劲头，挺让人感动的。”
凶手王健最后被判了死刑。但案子留下的思考，远不止破案本身。
稿子一篇篇收上来，时间也走到了8月。
8月7号，立秋。
老话说，立秋贴秋膘。但编委会没人有这心思。这天是开印的日子。
下午两点，高洪根带队去了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高洪根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法治文化工作委员会执行副主委，也是这本书的编委会主任兼编辑部主任。
印刷厂车间里机器响得震耳朵，油墨和纸张混在一起的味道扑面而来，高温天里整个车间像个蒸笼。
高洪根他们没去会议室，直接进了车间。查纸张材质和规格，看印刷装订设备的运行状态。他蹲下来摸了摸纸的厚度，又对着光看了看匀度。
“克重够吗?”他问。
“够的高老师，完全按出版社要求来的。”
对照原版稿件，他们把封面配色、图文排版、内页文字、装帧工艺、版式设计等，挨个核对了一遍。
“封面的蓝再深半度。”高洪根指着封面上的“法治蓝”说，“要沉稳庄重的蓝，不要轻飘飘的。”
技术人员赶紧记下来跑去调色。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内容确认零差错，工艺达标。高洪根拿起笔，在开印批准单上签了字。
车间里的机器转得更快了。
景条印刷的厂长申嘉铭后来在座谈会上说，这次任务时间紧、标准高，又赶上开学季和书展，公司把它列成了头号重点工程。为了赶在8月11号前完成装订、确保12号能出现在上海书展，厂里调了最好的高清印刷设备和全自动装订线，骨干技工组成专项小组，专人专岗。生产经理张孝军全程跟班，装订厂长莫颍文驻场盯着，从裁纸、调色、套印到覆膜装订，每道工序都有人守。
“8月11号交付，12号上书展。”高洪根在会上反复强调这两个节点，“倒排工期，压茬推进。”
那几天，印刷厂的灯整宿亮着。
8月11号深夜，最后一批书装订完成。工人们把一摞摞新书装进纸箱，贴封条，搬上货车。
货车引擎在夜里响起来，往上海展览中心开。
车上的人知道，明天这些还带着油墨香味的书，就要第一次面对读者了。
8月12号，第22届上海书展开幕。
上海展览中心，这座1955年建的中苏友好大厦，在夏天的太阳底下显得很庄重。金色尖顶指着蓝天，门前喷水池里漂着金色的莲花灯。
这届书展来了全国21家出版集团、380多家出版机构，每天9点开到晚上9点，7×12小时。
西阳光蓬房WY-19展位，就是《中国法治文化・法治风云录》的地盘。
展位主色调是大片的“法治蓝”，红白logo在蓝底上很扎眼。封面上公安部督察专员李国和穿着警服，目光直直地看过来。“两个急案”“从权力巅峰到死刑之路”“全链猎手”——这些标题在宣传板上排开，光看名字就有故事感。
开展第一天，签售台前就排起了队。
放暑假的中小学生跟着家长逛书展，经过WY-19时，有的被封面吸引停了脚，有的被“侦探传奇”的标题勾住了好奇心，拿起来翻。
公安院校的学生是另一拨人。有的穿校服，有的穿便装，但身上那股“准警察”的气质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站在展位前一页一页翻，看得很认真。
一个外地来的公安院校大二学生，一下买了4本。
“买这么多?”工作人员问。
“给同学带的。”他擦了擦汗，“我把信息发给外地的同学了，他们说帮带一本，怕来晚了买不到。”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笑了。帮他把4本书仔细装袋，又多塞了份宣传册。
中老年读者是购买力的主力。五六十岁以上的，有阅读习惯，对法治题材天然感兴趣。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展位前站了二十分钟，把目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掏钱买了两本。
“一本自己看，一本给老战友。”他说。
王仲刚后来写文章说，这本书是书展开幕前一天才从印刷厂装订完的，全新的面孔，第一次参加书展，没想到签售台前就排起了长队。
他承认，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他就表达过担忧：碎片化阅读时代，纸媒低迷了十几年，这个时候出这么一本读物，能有多少人感兴趣?
结果书在书展上“出圈”了。
8月18号书展落幕。短短几天，《中国法治文化・法治风云录》第1辑卖了600本。
有人总结这届书展：“集章的队伍短了，结账的队伍长了。”WY-19展位的结账队伍，从第一天起就没短过。
让编委会更受触动的是，一些老政法人也来了。公安部办公厅原主任、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上海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邹传纪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一支队政委惠士俊也来了。他们站在展位前和年轻读者交流，在书上签名，合影。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邹传纪跟身边的人说，“这是我们政法战线的一面镜子。”
书展七天，WY-19展位前留下了很多瞬间。最打动人的那个，属于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
他是被父母抱进展厅的。深蓝色polo衫，白领子，脸上还带着婴儿肥。在人群里扭来扭去，眼睛东看西看。
经过WY-19展位时，他突然安静了。
肉乎乎的食指颤巍巍伸出去，指尖停在“风”字的起笔处。
他还不认识“法治风云录”这五个字。但手指已经替他做了选择。
工作人员注意到了他，没上前打扰，就那么看着。
父母想抱他走，他挣扎着不肯。踮起脚，伸出胳膊，指尖又去够背景板上竖排的白字“中国法治文化”。身体微微前倾，重心落在前脚掌，像个正在探索新世界的小人儿。
后来这个孩子在“法治蓝”背景前留下了好几个瞬间，像一组蒙太奇。
第二个瞬间是捧书。两只小手抱着一本红蓝封面的《中国法治文化・法治风云录》，书比他的脸还大，手指都环不住书脊，但抱得很认真，像抱着什么宝贝。
他当然读不懂。“两个急案”“从权力巅峰到死刑之路”“全链猎手”，这些标题对他来说和墙上的字符没区别，都是图案。但一个孩子抱书的姿势本身就是一种阅读——他在用身体感知书的重量、纸的触感、封面的温度。
第三个瞬间更有意思。他一只手好像要插进白色短裤的口袋，另一只手自然垂着，站在宣传板前，神情自若，像个老读者。
庄重和童真，严肃和从容，在这张照片里奇妙地凑到了一起。
第四个瞬间不在展位前，在书展主会场外的喷水池边。他背对着镜头坐在石沿上，小小的身子占了画面下半部分。远处上海展览中心的古典建筑在夏天的阳光里静静立着，“2026上海书展”的蓝色标识挂在正门上方。
他看的不是书，是更大的一个文化现场。
笔者之一陆天然作为编委会委员，曾以这个孩子为切入口写过一篇文章，叫《上海书展最小“书童”——当两岁指尖遇上“法治风云录”》。她在文章里说，法治文化的传播不需要每个人都读懂法条，只需要每个人在某个瞬间和“法治”两个字有过一次温柔的相遇。可以是一个孩子伸出的手指，可以是一本被抱在怀里的书。它不传递知识，不灌输观念，只是在一个人的认知底层轻轻留个印记——“法治”不是遥远的词，它和一本书、一个展位、一个夏天的阳光有关。
文章发出去后传播得挺广。很多读者留言说，看到那个孩子抱书的照片，“心都化了”。
有人说：“法治的种子，就是这样种下的。”
一本书能在书展上出圈，最终靠的还是内容。
王仲刚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得出的结论是内容够吸引人。“碎片化阅读时代，不管什么书，还是内容为王。”
“特别推荐”栏目的头篇是易孟林自己写的《两个急案》，“督察专员的故事”系列之一。
易孟林是老资格了，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公安部部级津贴专家、编审，长期在公安文化战线工作，当过《啄木鸟》杂志社社长。他当责任编辑的长篇小说《抉择》拿过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他在《两个急案》里写的这个人叫李国和，公安部督察专员。
李国和的经历本身就有传奇性。他当过公安部十二局处长，后来调任海南省东方市公安局长。因为铁腕打黑，被人恶意诬告报复，蒙冤坐了5年牢。后来公安部、最高法、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冤案平反，他被提任公安部督察专员。
易孟林没写他这段传奇经历，写的是他当督察专员后被派到唐山督导两起舆论热点案件。
一起是在押人员病死在看守所。到底是不是民警渎职?反复调查后，李国和的结论是：犯人发病后，看守所采取了救治措施，也给了关心帮助。这个结论让家属心服口服，对立情绪消了，握手言和，一起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的事就这么平了。
另一起是个70多岁的老人，洗澡时被公安机关定性为嫖娼，老人不服，到处告状。李国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最终结论：老人没有嫖娼，民警执法有过失。基层负责人登门道歉，取得了老人谅解。社会上评价说，敢于承认执法过失，这才是人民的公安机关。
这些细节，在易孟林的笔下写得很鲜活。看过的人，都会对这位督察专员的后续故事产生期待。
“反腐利剑”栏目是海剑写的《从权力巅峰到死刑之路：李建平30亿贪腐启示录》。海剑是中国作协会员，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1996年进司法机关工作。他用纪实文学的笔法，一层层剥开原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建平这个“一把手”怎么大权独揽、贪腐30亿的过程。从一个有“泥土味”的青年干部，蜕变成把下属企业当提款机、用“石头剪刀布”定职位的专横人物，日均侵吞国有资金近200万，最后丢了性命。
“侦探传奇”栏目里有闽北刑侦技师李育雄用测谎仪破案的故事，有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洪磊“全链猎手”的事迹——洪磊2024年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有广东河源顺天派出所所长黄瑞强，外号“警犬阿强”，当过训犬员，把训犬那股较真劲用在破案上。
“企业与法”栏目里，长沙的喻熟东啃下了一栋废弃七年的烂尾楼，用法治思维理清了千头万绪的历史遗留问题;上海的缪俊从“法盲”变成“半个律师”——书中《在路上》一文记录了他在企业经营中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过程。
“律所之光”栏目里，上海恒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帮残障市民租房维权，被誉为“种太阳的人”。
“疑案追踪”是上海的无头女尸案《消失的她》，扑朔迷离，最终真相大白。
“一线传真”里，江苏泰州的“石榴籽工作室”从2018年至今为少数民族群众做好事解难事1500多起，化解矛盾纠纷2154起;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交警倪嘉辉，则用“教科书式执法”传递法治的力度和温度。
“法域回眸”是《该当何罪——纽伦堡的世纪大审判》，把读者带回1945年的纽伦堡，回顾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战争和反人道罪行的国际司法审判。
翻开这本书，每篇文章后面都有作者简介。易孟林、海剑、张兴翠、钟运军、李阳、葛辉、刘翔…… 这些实力派作家的履历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吸引力。
王仲刚说：“读者怎么能够不喜欢呢?”
书展落幕十二天后，8月30号下午，首发式正式举行。
高洪根上台代表编委会致辞。他回顾了四个多月的编纂过程，从主题策划、素材征集、人物采访、写稿、多轮审核、反复校对，到版式设计、内容打磨，每个环节都凝聚了编委会的心血。
“四个多月，一百多天。”他的声音有点哽咽，“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很多同志白天上班，晚上写稿，凌晨两三点还在群里讨论修改意见。”
台下安静了一下，然后响起掌声。
交流发言环节，作者代表刘浏上台了。她是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的民警，写的是《泰州有个石榴籽工作室》。
“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前后去了六次。”她说，“每次去都有新的感动。少数民族群众把工作室的民警当亲人。有个维吾尔族大姐，每次去都给民警带自己做的馕，说‘你们就是我的家人’。”
刘翔也分享了《消失的她》的创作过程。“这案子破案过程非常曲折，我采访了每个参与办案的民警，他们中很多人因为这案子几个月没回过家。”
作品主人公代表的发言，把气氛推到了高点。
洪磊站起来，向台下敬了个标准的警礼。他是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2026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我只是做了一名经侦民警该做的事。”他的声音很稳，“打击经济犯罪，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是我的职责。书里写的那些故事，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体经侦民警的。”
倪嘉辉也讲了话。他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
他说：“执法要有力度，该处罚的必须处罚。但也要有温度，要让违法者感受到法律的人文关怀。”他强调，“从警12年，我最深的体会是：你对群众付出真心，群众就会对你回报真情。”
台下有人在悄悄擦眼泪。
最后是赠书仪式。上海添零科技、上海申诚驾校、上海恒焕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上海富天晟法律咨询等单位的代表上台，接过了用红丝带扎着的新书。
“切实推动法治文化进企业、进律所、进基层。”主持人黄奕的声音在放映厅里响着。
王仲刚坐在台下看着，嘴角露出一点笑意。
他想起四个多月前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自己表达的那个担忧。现在看来，是多虑了。
碎片化阅读时代，人们还是需要好故事的。法治题材的读物，只要内容够硬、故事够真、情感够深，就一定找得到读者。
首发式环节全部结束，嘉宾们移步放映厅主席台前集体合影。室内顶光均匀洒落，照亮在场每一个人的面庞。新书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有人在扉页上签名，有人和身边的人低声交谈。
那天深夜，编委会副主任兼编辑部副主任戈江给笔者发来了一条微信。微信里他说，2026年的8月是令人振奋、令人难忘的三十个昼夜。这本用生动形象的感人故事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普法读物，在全体同志四个月的辛勤耕耘下，终于在八月盛夏与全国读者见面。它带着八月的火热，走进上海展览中心的书展——“这一刻，我不禁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他写道，“整整一周的书展盛宴，法治文化的书香弥漫在展览中心的每一个角落。”
当天下午的首发式圆满成功，黄奕警官的主持异常精彩，电视台记者争相报道，法治文化的春风正吹遍神州大地。
正如笔者之一陆天然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写：上海书展闭幕了，但法治文化的“长牌局”才刚开局。这副牌里，有政法人的坚守，有出版人的匠心，有作家的笔力，有读者的期待。
确实，长牌局才刚开局。
从3月14号的春天，到8月7号立秋的开印;从8月12号上海书展的第一次亮相，到8月30号首发式的聚光灯——一百六十九天，《中国法治文化・法治风云录》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突围。
但这不是终点。
那本被两岁孩子抱在怀里的书，那本被公安院校学生一次买走4本的书，那本被老政法人称为“一面镜子”的书——它的故事，才刚开始。
法治蓝，正青春。
